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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保工伤保险早报：每一个不幸的故事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他们身处的危险工作环境；看到了企业安全生产意识的淡薄、规章制度的缺失；看到了只追求利润，置农民工生死于不顾的嘴脸我们也看到了工伤农民工维权的艰难之路；看到了受伤农民工带给家庭的苦难；看到了权益保障机制有待改善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当城市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冲击世界高度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为这个城市挥汗如雨贡献青春的农民工；当企业的财富迅猛增长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忘了那些权益贫困的工伤农民工。2010年12月15日。寒风凛冽，上海迎来了入冬以来最寒冷的日子。这一天，兵分两路，守候在浦东新区、闵行区工伤认定中心门口。在的采访本上，清晰地记录着这样一串名字：马志伟、左同军、郑勇军、孙建忠、张建、高金翠、黄小萍、边俊涛这些我们并不熟悉，但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屋檐下的农民工，因为工作中受到伤害，在这一天来到工伤认定中心或申请认定，或咨询，或递交材料。他们来自上海某某家具厂、上海某某船务公司、上海某某船用配件厂、上海某某机电有限公司、上海某某刺绣印花有限公司这一天，前往浦东工伤认定中心申请、咨询的30余批次工友中，农民工超过20批次；前往闵行工伤认定中心申请工伤认定的工友有28人，其中农民工22人。如果我们将采集的数据放大到全年，放大到全市，那是多么令人心碎的一组数据。手指割伤、指骨断裂、腿部骨折、韧带断裂、眼部受伤、足部粉碎性骨折每一个农民工，向守候在工伤认定中心的展示着他们的受伤部位，叙述着他们的不幸。王绪光：相互推诿工伤难认定繁华大道边的一条泥泞小路上，几座工棚形成了一个部落。走在工棚狭窄的走道里，一个个早已从城市中消失的煤球炉，火星四溅浓烟滚滚，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味。这已是第二次走访王绪光的家。正在生炉子的王绪光的母亲抬起头来，招呼入座。摆了三四张双人床的屋子里，王绪光蜷缩在床上，他身边的墙上贴满了旧报纸。王绪光说，官司打了大半年，工伤认定仍然没有着落，马上就要过年了，一家老小不知道如何过下去。的心，再一次沉重起来。去年3月5日，接到王绪光寄来的求助信。信中，这位四川籍的农民工写道，他拥有初级电焊工证书，2010年1月14日，他曾经打过工的一位湖北籍的老板找到他，要他去浦东新区一家比亚迪4S店安装室外广告牌，哪知工作才8天，惨剧就发生了。那天上午，他在离地20多米的屋顶上吊槽钢，6米多长的槽钢被他拉到屋顶，横向转弯时，碰到了2.5万伏的高压电线。高压电流瞬间流遍他的全身，他顿时人事不醒。在医院住了整整38天，花去5万元的医疗费后，他的命总算保住了。他要求申报工伤认定。老板不同意，说自己是个体户；4S店认为他不是该店职工，工伤应该由承揽工程的老板负责。老板与企业推诿之下，王绪光陷入了困境。打官司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可是，老板的公司所在地他都不知道，又如何打赢这场官司。出于义愤，根据线索，曾驱车数小时找到了沪青平公路边的那家公司，却因特殊原因无法入内。类似王绪光式的遭遇，碰到多起。这类伤害事故，起因均为工程外包，承揽者临时招用职工，既不进行培训，也不说明工作环境的危险性，甚至职工是否拥有相关的工作资质，也是不问不顾。一旦职工发生工伤，老板要么逃逸，要么私了；发包方则以工程外包为借口，逃避应尽的责任。受伤农民工由于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综合保险，甚至雇佣企业在哪里都不知道，无法证明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法律文书都无法送达，又如何维护其权益？王绪光在上海工作十多年，拥有娴熟的技术，月收入达到3000多元，一场工伤，却令他家徒四壁，应该得到的工伤赔付，至今没有着落。两次碰到，王绪光一再追问：我的权益到底在哪里？陈前刚：企业缠讼4年多好不容易与陈前刚的父亲联系上，陈父说，企业缠讼4年，终于作了工伤赔偿。24岁的陈前刚是贵州瓮安县渔安乡人，为了改变生活和命运，他来到上海，进入浦东新区的上海顺杰金属制品厂从事熟铁加工。工作才几个月，老板安排他前往一家化工厂工作，由于电器与机器是未经检验产品，发生漏电，小陈双手失控，将操作中的沸腾铁水掉到地上，发生爆炸，高温铁水溅入他的双目，导致失明。事故发生后，陈父多次与用人单位交涉，要求申报工伤，用人单位就是不愿。无奈之下，陈父委托律师事务所，与用人单位打起了官司。虽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用人单位一再缠讼，官司从工伤认定行政复议、诉讼；打到一审、二审，时间长达4年。期间，用人单位甚至采取了只递交法律文本，不出庭诉讼的极端做法。为了打赢官司，陈父卖掉了家产，最后连耕地的牛也卖掉了。在接待过程中，陈前刚之类的遭遇，也是典型案例。这些用人单位，使用不合格产品，工作中造成了职工伤害。职工索赔时，企业往往制造借口，认为是农民工违章操作，利用农民工等不及的心态，或逼迫农民工就范，或造成农民工就医、生活困难，从而放弃官司。陈父告诉，好在他们赢得了官司，否则，那些借款和小陈的后续治疗，不知要到哪一天才有着落。陈前刚，一个俊秀的小伙子，身强力壮的他，原本想挣了钱回家娶媳妇生儿子，如今，他的世界里，却只有黑暗。黄流梁：说到儿子的伤势，黄展辉伤心地摇头，儿子的这辈子被毁了。黄展辉说，他的儿子黄流梁从老家广东省紫金县苏区镇永光村来到上海嘉定一家模具厂打工，16岁的儿子什么都不懂，企业也不给予培训，就以实习生名义让他上岗。为了逃避工伤责任，企业还要黄流梁的叔叔作为担保人写下生死状：本人黄展琴担保黄流梁进某有限公司，如有一切工伤意外事故，由本人负责，与公司无关。工作才一个多月，黄流梁动用行车起吊钢模板时，由于销子没扣住，钢板滑落下来，直接砸到他的左脚面，导致左足第3、4趾双侧趾固有血管神经束断裂，左足第5趾损伤，左足第5跖骨粉碎性骨折，第2、3、4趾趾骨骨折。工伤发生后，其父要求企业赔偿，企业以生死合同为由，拒绝赔付，甚至连工伤期间黄流梁的月工资，也只给600元，父子两人欲泣无泪。曾经到过这对父子居住的出租屋，简陋的屋子，只有半袋米几颗青菜一张缺了腿的桌子，才能感受到这是个家。几经交涉，该企业总算以协商解决的方式，与黄氏父子达成协议。与职工签订生死状，逃避工伤责任，也是一些违法企业惯用的手段。企业这样做，其目的就是为了侵害职工的权益，减少或降低用工成本。比如，不给农民工缴纳综合保险，出了工伤一推了之，而农民工急于上岗挣钱谋生，明知生死合同签不得，还是咬牙签订。而一旦发生工伤，农民工为了维持生计、医治伤势，又不得不以让步了结。触目惊心的工伤事故为什么一再发生？农民工为什么成工伤伤害的主要人群？为什么许多农民工工伤后那么无助？我们除了谴责无良企业的种种违法做法以外，我们还需要强有力的机制和措施，不让农民工兄弟流血之后再流泪。无奈签了生死状这些企业为什么工伤频发―――本报深入企业探究工伤事故多发原因为了全面探究工伤事故多发的原因，走访了两家工伤事故多发的企业。通过采访企业的负责人和农民工，来探究其中事故多发原因。星鲨:行业特点造成的为了全面探究工伤事故多发的原因，走访了某区2009年十大工伤事故企业排行之首的上海星鲨实业有限公司。这家民营企业办公室主任罗鑫相告，该公司现有人员80余名，生产一线的职工60多人，都是农民工。她认为，工伤高发的原因，一是行业特点造成的。玻璃制作行业，玻璃在搬运中碎裂是经常发生的事。因此，职工所受的伤害，绝大多数是切割伤。伤害的部位，绝大多数是肩膀、腿、胳膊。在她叙述中，注意到这一段话：一个做了10多年的老师傅，在走路时不当心，碰到过道里的玻璃，造成伤害―――那么，这些堆放在车间走道里的玻璃为什么不加以安全防护呢？如果车间一旦发生火灾，职工如何逃生？罗女士说，去年以来，企业加强了劳防用品的发放，给职工的手套，是增厚型的；还有护腕。以前使用的护腕，出汗要生锈，现在使用的不生锈，以前管劳防用品的人也做了调离―――为什么调离？罗女士未作解释。至于更换的护腕，其明确表示，质量好于过去。罗女士说，企业还加强了培训，加强了一线管理。培训方式，是老师傅带新人，带一个星期。无法判断罗女士所言的真伪，但是，从绝对数上来说，该企业前年工伤数45起，去年是37起，同比下降17.8%，一个看上去工伤数明显下降的数据背后，还潜伏着一个数据，就是罗女士所言，该企业一线生产的农民工只有60多名。如此算下来，占一半的生产工人一年以内可能受伤一次，这样的数据难道还不够令人胆颤心惊？这样的劳动环境，难道一句行业特点就可以一推了之？品冠：管与不管确实不一样前年名列某区工伤企业排行榜第5位的上海品冠塑胶工业有限公司有望摘帽。该企业不仅诚恳地接待了，还让进入车间现场察看员工操作。该企业李团结副总经理认为，作为塑料制品行业，产品从模具中出来，往往有毛边，需要用美工刀修整，员工只要不小心，就会划破手指，造成工伤。但是，这家原先为台商独资的企业，前两年也分别发生过重大工伤事故。这类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机械造成的。当然，也与企业只关注利润，不重视劳动保障有关。去年4月，中粮包装接手这家企业后，马上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由一把手担任主任；成立了安全环保部，虽然安全管理员没有达到中粮规定的职工总数的5%，但500人的企业，也配备了3人。企业还加强了现场管理，车间主任、工长等，都是兼职安全员，每月享受安全津贴，如果发生工伤，不仅津贴拿不到，还要扣工资。同时，企业还强化了一线农民工培训，改善了硬件，比如，增加了模具冲床的自锁功能。为了防止火灾，企业还将一个车间外迁，改建了安全通道。而去年8月以来，该企业工伤事故为零。李团结坦言，根绝工伤事故他不敢保证，但管与不管不一样。数据，支撑了这位负责人的说法。与前年该企业工伤人次36名相比，去年工伤人次为17名，同比下降52.8%。恰恰是这下降一半的数据，让多少一线生产的农民工避免了身体上的伤害，也避免了工伤带给农民工家庭的痛苦。农民工：维权最怕没证据在守候浦东新区工伤认定中心的时间里，了解到，农民工最希望的，恰恰也是安全培训。他们认为，如果企业加强培训，也许，他们所受到的伤害事故就不会发生。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工伤之后，无人过问。想自行申报工伤，却又缺乏证据。铲车司机郑勇军、王小兵说，他们在工作中受伤，主要是用人单位未对他们进行过任何培训。来自建筑公司工地膝盖受伤的水电工董克什反映，虽然他有电工证，但用人单位未对他进行过安全培训。工伤发生后，企业不愿申报，他只能自行申报。因安全知识和劳动防护缺失而受伤，因受伤后权益难维护而无奈打官司，因搜集证据难而陷入更深的无奈，张宏林可谓是这些农民工中的典型。这位来自江苏省高邮市的农民工，1989年就来到上海打工。去年4月，刚学会地板安装的他，被尚大木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录用，未经任何职业培训，就被派往居民家安装地板，在操作切割机时，他的左手大拇指被飞速转动的齿轮锯去了一段。张宏林说，当血从断指处喷出来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惊呆了。然而，没有人过问他的伤势，他是自己打的到医院治疗的。在医院，他做了断指再植手术。可是，令他气愤的是，工伤后的第二天，公司竟然打来电话，要他继续工作。他要求申报工伤，公司认为，他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了搜集证据，治疗1个月后，他就带着植入钢钉的伤指接受公司指派的活计。冒着再次受伤的危险，将公司发给他的短信、施工单、收据等一一搜集起来，直到搜集了4个月，他才拿着过硬的证据，出现在劳动争议仲裁庭上。这种以死相拚、以命相搏的搜集证据的做法，折射的，恰恰是工伤农民工维权之路的艰难。左手大拇指短了一截如今已是装潢业小老板的张宏林说，虽然他赢了官司，但其间，他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只有他知道。不能让农民工流血再流泪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农民工？确实，在有工业的地方，就难免工伤事故的发生。在上海数百万的农民工，基本从事的，都是生产一线工作，拿最低的工资，干最苦的活，受伤的，也总是我！这几乎成了农民工真实生活的写照。但这绝不是农民工应该受伤的理由，更不是农民工权益贫困的借口。王绪光说，谁不是父母生的，谁愿意受伤。受伤虽然不幸，但权益得不到落实，更是伤透了我们的心。我们农民工都希望，政府能够加大监管力度，对不顾农民工死活的企业，对刻意隐瞒、漏报少报工伤职工的企业，提高其年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只有加重处罚，企业才会重视工伤，才能实现权益公平。张宏林说，他自己做了小老板后，对工伤有了深刻理解。企业确实需要重视工伤，但是，工伤的原因之一，是农民工普遍缺乏技术和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因此，政府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培训，甚至是强制性的培训。比如，政府可以进一步完善农民工补贴政策，实现职业技能卡积分办法，激励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还有，政府应该加大对劳防用品市场的监管，将不符合规定的劳防用品生产、经营企业淘汰出局。对购买和使用假冒伪劣劳防用品的企业和负责人追求其法律责任，如果因为使用假冒伪劣产品而导致职工发生死伤事故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长年为农民工权益奔走的高月芬女士认为，对事故频发企业，应该强化区域性监督机制，当工伤事故超越警戒线时，应该强制性地勒令企业停产整顿。对高危作业机械等，政府有关部门有权要求企业对机械更新换代。是的，社会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某个群体作为代价。我们有理由相信，平安上海的含意中，理应包含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生命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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