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与企业年金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产阶层  企业年金  模式选择   社会分层

    从社会稳定、社会消费、社会民主等各个方面来看中产阶层都是社会分层体系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群体。从社保体系三支柱角度分析，企业年金最大的受众是社会分层中的中产阶层。企业年金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是一项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群较高层次需要的福利制度，另一方面又是金融领域的重要一环，这使得企业年金与社会分层结构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研究企业年金与中产阶层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根据当期我国的社会结构制定适合国情的企业年金模式。合适的企业年金模式不仅可以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应对人口老龄危机；同时能够保证社会结构不因人口老龄化而发生较大改变，拉大老年群体的收入差距，保证中产阶层规模不因老龄化而进一步缩小。

    （一）金融市场中社会结构因素研究综述

    对于中产阶层与金融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能够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效率的提高、创新能力的提升、规模效益以及活跃民间投融资（刘惠好，2004）[1]，证券市场是孕育中产阶层的重要渠道（陈志武，2003）[2].杨宜勇（2004）在对德国和瑞典中产阶层的分析中指出，社会保障体系是两国庞大中产阶层的一项重要制度基础[3].从中产阶层的定义与规模来看，当前对国内的社会分层主要可分为五种：陆学艺（2002）根据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划分的十阶层理论；孙立平（2003）建立在对我国转型期社会阶层上层与下层断裂的研究提出的社会断裂理论；李强（2005）利用五普数据建立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分层理论；孙立平、李强（2003）根据利益占有情况共同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分层理论以及16大按收入水平的高、中、低社会分层理论。我们在此采用16大的分层方法，该种划分方式简洁明了，以结果为导向，同时有利于我们的研究与政策面接轨。陆学艺（2002）根据职业、收入、教育、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综合指标即多元分层理论的观点来定义中产阶层得到中国社会学界的基本认同。“所谓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的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 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他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我国中产阶层异质性强、规模较小已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李强（2009）认为我国的中产阶层只占16%，对社会文化和社会价值的引导作用有限[4]，李春玲（2005）按照职业、收入、消费、主观认同等方面综合分析测算中产阶级在适龄社会人口中占4.1%，在总人口中只占2.8%，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确定的中产阶层[5].企业年金的双重特点使得其与社会结构的联系相对复杂。研究企业年金与中产阶层之间的关系对于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项福利制度和金融产品的综合体，在对企业年金的研究中既要考虑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又要考虑对中产阶层的培育作用，当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本文在分析了企业年金发展迟滞的局势下，对中产阶层对企业年金发展的促进作用、社会福利体系对中产阶层的培育作用、不同企业年金模式对中产阶层的影响进行讨论，以求较全面的认识中产阶层与企业年金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企业年金发展——预期与现实的差距

    企业年金是老年收入的一项重要渠道，1994年世界银行《防止老龄危机》文中鼓励发展养老保障体系三支柱模式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同，其中企业年金作为第二支柱要起到在第一支柱保基本生活基础上提高老年收入水平，满足老年人更高层次需要的作用。而一项如此重要的事业在我国的发展却不容乐观。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中国企业年金规模将达1.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年金市场，但是最近几年份额发展形势不如人意。企业年金市场的总量远低于市场预期。到2008年，我国企业年金覆盖人群只有基本养老保险的4.74%，基金规模只有1911亿元。而这其中还有750亿以上的来自以前的行业统筹年金。世行对中国的预测并不是没有依据，中国现在正逐渐走出人口红利期，高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有足够的需求。 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按国际标准衡量，已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截止到2007年我国人口抚养比为37.42%，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2.86%，老龄化速度较快。企业年金作为一项重要的提供老年保障的方式，应该成为人们的必须。事实上，在很多欧美老龄化国家第二层次的职业年金已经成为老年收入的主体。可以说中国具备企业年金发展的人口、经济、时期条件。那么为什么企业年金的预期与现实有如此大的差距呢？中国低级的产业结构，个人收入水平较低以及就业方式的非正规化等一系列原因归结到社会结构领域来分析既是中产阶层的缺位。中国一个钉子型或者说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企业年金发展的迟滞。

    （三）中产阶层对企业年金促进作用分析

    企业年金建立的目的是满足老年阶段较高层次需求，建立在参与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础之上，因此对受众的经济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更多的面向青年期的中产阶层及更高收入群体。同时作为一项重要的金融产品尤其是DC型企业年金，更需要中产阶层这一庞大消费能力群体的支持。另外，中产阶层对企业年金的发展和创新也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中产阶层刺激了社会购买力和年金市场的发展。中产阶层对社会的消费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上层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惧怕社会的仇富心理而怯于消费，需要中产阶层的追随。被社会下层视中产阶层的消费为消费潮流而追随。对于年金市场也是这样，从当前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来看，参与者的收入基本处于中产阶层以上。中产阶层对企业年金的要求一方面体现在其具有购买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是他们对企业年金制度的认同和引领作用。

    其次，中产阶层刺激企业年金产品创新。企业年金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手段，之后随着政府的参与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发展成为职员重要的老年收入保障。我国当期采用DC型信托制的企业年金模式，金融参与机构不再局限于接受以前大型国企职业年金的转移以及大型企业年金的受托，设计了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的的集合年金。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小企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培育了一大批的社会中产阶层，他们的就业方式灵活，组织形式多样。要开拓这一未来领域的广阔市场年金产品的创新必不可少。

    再次，中产阶层提高企业年金市场的效率。一方面，中产阶层对于金融市场的认识更为清楚和深刻，投资选择更多，能够在较好的在不同投资方式、不同年金的选择中作为较优选择，有利于市场出清，刺激保险机构改善效率，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年金市场的效益在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下要远胜于金字塔形或钉子型，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社会更加稳定，针对中产阶层的企业年金覆盖面广、规模效益高。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下，要么由于受众的不稳定性，要么规模不经济。

    （四）企业年金发展影响中产阶层的培育

    一、对年青群体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收入再分配对中产阶层的发展作用明显。福利国家被称为培育中产阶层的温床。受益于高水平的福利政策，北欧国家的中产阶层比例普遍较高，瑞典的中产阶级比重约为55%，自我认同率更是达到80%.德国中产阶层大约在50%左右，主观认同率为75%[3].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满足了社会成员的持久消费水平。企业年金制度一方面作为社保体系的二支柱达到以上效果，另一方面年金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了金融系统的效率。金融领域作为中产阶层重要的就业渠道，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利于培育中产阶层，而这只是表面效应，更重要的是对收入方式与就业方式的拓宽。

    （1）有利于创业融资。企业年金作为重要的金融资源能有效提高金融市场有效性，在有效的金融体制下，个人发展的机会更多，社会资源自动的寻找能够创造更大价值的行业，这就有利于创业吸收风险投资，促进个人企业的发展。很多养老金更是直接投资私募基金和创业基金。这就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培育大批的中产阶层。

    （2）有利于共享市场发展的成果。陈志武（2003）提出个人通过证券市场来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从而孕育中产阶层[2].除此以外有专业金融机构为个人养老金提供理财服务，实现企业年金保值增值，这就相当于更多的人参与到股票、债券、国外投资等养老金投资领域。实现了更多成员共享市场发展的成果的目的，从而壮大中产阶层的规模。

    二、对老年群体的影响。如果说年轻人的收入差距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个人奋斗的话，过度老年收入差距是我们绝对不想看到的。构建一个橄榄形结构的老年人群是社会和谐和社会福利增进的标志。如果个人在工作期的收入在中产阶层的标准，希望通过企业年金的形式平滑其终生消费能够保证其中产阶层的老年生活，对于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能够通过制度的设计达到一定程度的补贴将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当前我国采用的DC型企业年金模式，对企业年金的建立给予4%-12.5%各地不等的税收优惠，在利益博弈以及国家导向的趋势来看，税优幅度有可能进一步提高。这就造成通过政府税收造成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的逆向补贴，老年群体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福利的损失，将使金字塔型结构在老年群体中更为明显。

    （五）不同模式选择对中产阶层影响差异巨大

    适合国情的模式选择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构建和谐稳定的老年社会分层结构。我们研究企业年金对中产阶层的影响不仅要考虑工作期还要考虑退休期。企业年金有固定缴费型（DC）和固定待遇型（DB）两种模式选择。很多企业根据自身的管理需要融合DB与DC两种模式的特点设立了混合型养老金计划，我国当前只允许采用DC一种模式。不同企业年金模式对社会结构的要求和影响都存在较大差异。

    （1）扩面期的影响差异。通过上节分析企业年金制度只有扩大其覆盖面才能有助于培育中产阶层，否则将会进一步拉大青年人群之间以及老年人群直接的收入差距，因此能否扩大覆盖面直接关系到中产阶层的发展。从表面来看DB型主要获取的是企业成长的成果，DC型收益主要来源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当中DB或DC型的企业年金，整个年金体系的内部收益率基本相同，根本收益来源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只不过获取的渠道和分配的方式不同。但在制度建立的初期其作用有所差别。在当前情况下，单一DC模式已显示出其在设立初期的扩面困境，税优政策作为DC企业年金发展的引擎在我国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通过税优的经常性波动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税优政策可能会成为高收入阶层的避税工具，税收政策造成了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的逆向补贴，加剧贫富不均。另一方面没有足够的税优DC企业年金将更加难以发展。同时财政税务部门与保监会行动的不一致也严重阻碍了DC型企业年金的扩面。DB型企业年金制度则能够迅速的扩大覆盖面同时将低收入员工包括在内。在我国当前企业年金制度迟迟不能取得突破的情况下，DB形式的适当采用不失为一种好的措施。DB型企业年金并不代表风险的加大，德国和瑞典都有成功经验，美国DB型年金虽然陷入财务危机，但仍与如日中天的401为代表的DC型平分市场份额。截至2005年底，美国DB计划总资产为1.85万亿美元，同期DC计划拥有退休资产是2.11万亿美元。这不得不说DB型年金拥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和适应性[7].

    （2）收益期的影响差异：收益期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未来发生通货膨胀对两种模式的影响差异。DB与DC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对未来风险的承担主体不同，DB型年金风险由雇主承担，DC模式下由雇员承担。这就决定了对于中产阶层参与者来讲，一旦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发生，DC模式下的资产将会大幅缩水，大幅度降低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下降。而DB模式下的风险由雇主承担，应该承认通胀风险的发生同样会对企业造成大幅影响，但是企业作为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在抵御通胀的能力方面较强。DB模式最大的风险是企业的破产会导致员工退休金的大幅缩水，针对这样的风险各国都给予DB型企业年金不同形式的再保险。美国设立养老金给付担保公司（PBGC）、德国设有相互保险协会（PSVAG）以承担部分企业破产风险。综合分析，模式的差异会因对未来风险的应对方式不同影响到中产阶层的规模，DC型企业年金会拉大老年社会阶层的分化，削弱老年中产阶层的规模，而DB型年金从单个企业分析面临的风险波动较大，但从整个社会的产业集群来看，有助于维持社会结构不因老龄化而大幅改变。

    （3）心理影响差异：DB与DC型企业年金模式的选择对中产阶层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其本身的技术设计的差异，另一方面对受众的心理影响不同。美国退休保障协会的研究表明，更多的中产阶层群体将DB型年金视为他们退休收入保障的关键，DB型年金以最经济的方式提供足够收益[6].通过数据显示这是有根据的，最近NIRS的一项针对收入在50000美元，养老金收益替代率为55%群体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三十年，DB计划的成本是DC计划的一半[8].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更多的职员倾向于DB型年金[7]，未来的预期将会对当期消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发展DB年金扩大内需，培育中产阶层有重要的金融行为和心理影响。

    （六）总结与启示

    中产阶层是企业年金最大的受众。中产阶层的缺位是我国企业年金发展迟滞的根本社会结构障碍，缺乏强大的需方市场造成我国企业年金市场不仅规模较小，同时模式单一、产品种类简单。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不同的企业年金模式选择对于中产阶层的培育效果不同。在当期国家规定的DC制模式下，企业年金发展迟滞，覆盖面一直没有质的提升，同时面临严重社会结构风险，社会结构会因企业年金的单一模式选择而随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分化，拉大老年收入差距，造成原本较小中产阶层群体规模随人口老龄化而进一步缩小。这就需要对企业年金模式进行创新，有选择的发展DB型企业年金以及混合型企业年金会有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和受众群体的社会结构稳定，实现企业年金市场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