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71-22931819
中国股市从2005年底的千点起步，一年半间，倏然直上4000点，创造了空前的牛市奇迹。在这轮火热的行情中，巨大的资金流入无疑是重要推手。
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这些往时略显落寞的机构投资者，他们的一举一动开始成为资本市场瞩目的焦点。
在4月2日召开的全国企业年金座谈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表示，700亿元企业年金将在年底前移交。
若按目前企业年金投资股市比例不得高于基金净资产20%的规定，那么届时将最多会有150亿元资金进入股市。从去年下半年到年底，短短半年间，企业年金总量从500亿元增长到914亿元，已显示出不容小觑的增长潜力。
企业年金入市不仅增加了股市的资金供给，强化了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而且对于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年金投资管理人、托管人等机构来说，企业年金分明也是一块充满诱惑的“大蛋糕”。
越来越多的央企企业年金方案通过有关部门审核，又将为这个“蛋糕”不断添料。提高企业年金投资股市比例、扩大投资范围的呼声随之高涨；旧有的监管制度框架也开始备受争议，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严格投资比例的定量监管模式，以及投资管理不够专业化的理事会受托模式上。
业界普遍关注，有望在年内出台的《企业年金条例》，是否可能解决眼下存在的这些制度缺陷问题？
适度监管诉求
当前，企业年金制度框架性的法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4年下发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下称“20号令”）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下称“23号令”）。
在此制度框架下，目前中国采用的年金监管是数量限制模式。
“23号令”对年金投资作出了严格的数量限制，流动性产品及货币市场基金的比例，不低于基金净资产的20%；固定收益类产品及可转换债、债券基金的比例，不高于基金净资产的50%，投资国债的比例不低于基金净资产的20%；投资股票等权益类产品及投资性保险产品、股票基金的比例，不高于基金净资产的 30%，投资股票的比例不高于基金净资产的20%.单个投资管理人管理的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于一家企业所发行的证券或单只证券投资基金，按市场价计算，不得超过该企业所发行证券或该基金份额的5%；也不得超过其管理的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总值的10%.
种种严格的数量定量监管，将企业年金框定在较为狭窄的投资范畴，这自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毕竟企业年金的资金性质是偏保守的。
不过，业内已难以抑制对盈利的追求。“企业年金投资应从严格监管过渡到混合监管，23号令中的部分数量限制可作出一些修改，比如，取消或放宽某些数量限制；增加投资品种；逐步扩大投资地域等。”太平养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陈正阳的观点在业内颇有代表性。
在他看来，放宽比例限制可分步骤进行，目前可以先修改部分数量限制，比如，取消货币类资产限制比例，调高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的限制比例。而投资品种的扩大可以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适当放开，比如ABS（资产证券化）、股指期货投资等。
太平人寿总精算师、香港强积金创办主要参与者谭伟民认为，投资地域的开放条件目前尚不成熟，需求也不甚迫切。
首先，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其次，人民币较大的升值潜力也会给对外投资带来一定风险。“当务之急是放宽投资限制，企业年金由于数量限制太死，在投资策略上选择机会不多，无法体现各个投资主体的资产管理特色。这种由于数量监管所导致的投资同质化情况很值得担心。”
事实上，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拓展，更多地取决于股市的健康程度与资产管理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
显然，在当前的语境下，数量控制仍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受托模式之争
在“20号令”和“23号令”框架下，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方式可选择理事会受托和法人受托两种模式。法人受托模式，是指由取得相应资格的金融机构担任受托人的管理模式；理事会受托模式，是指由企业内部成立的年金理事会担任受托人的管理模式。
工商银行年金中心总经理赵跃告诉记者，很多企业还是倾向于采用理事会受托方式，主要因为理事会一般由企业内部人员构成，比较了解企业实际情况。另外，聘用外部受托人必须支付一定的受托管理费，理事会模式则完全避免了这笔开销，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另外，由于年金理事会在企业内部产生，所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很可能会出现企业管理层越位干涉年金理事会投资决策的情况。更严重的是，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对于资本市场了解有限，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对于各种投资决策很难作出明智的判断。
另一方面，目前“20号令”和“23号令”中，对于一旦投资出现问题，年金理事会理事需要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并没有明确说明。
虽然业内某些观点认为，年金理事会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因为缺少法律依据，显得并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
“权力与义务严重不对等，缺乏必要的激励措施，这给年金理事会带来很大隐患，” 一位企业年金资深律师如此评价，“相形之下，从市场发展趋势、客户安全性、法律责任承担、专业性等角度来看，法人受托模式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张后奇认为，在法人受托模式下，独立托管制度是年金投资风险管理中最重要的屏障。托管人、管理人以及委托人构成了互为制衡的内控三角。资金流通在独立的年金专户中完成，托管行在系统中可通过各种参数设置对账户实时监控，“我就是要从这个账户上挪用一分钱都不可能；要超过契约规定投资范围或数量指标，哪怕违规投资一分钱也办不到。现在托管行大部分是上市银行，管理变得越来越严格。”
年金管理、托管机构资质均由有关监管部门审批，而更重要的是，年金管理还引入竞争机制，托管人、管理人一般通过招投标确定，企业拥有充分选择的权力。
谭伟民介绍，在香港强积金计划30多万个企业中，采用理事会的只有两家企业，其余都采用法人受托的模式。
对于一些具有托管人身份的大型金融机构来说，如果市场表现不够好，损失的不仅仅是他们所管理的强积金，甚至这些金融机构旗下的其他业务也会遭受损失。
投资者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拥有完全的选择权，这点将会给年金管理企业带来最大的危机感和压力。为了避免客户或潜在客户流失，他们除了用业绩和服务说话，没有其他选择。
谭伟民认为，完全否认理事会的作用也不符合事实，在现实操作中，尤其对于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双重监督的模式来运作。
国外采用理事会模式的年金托管人，一般会通过购买职业保险的方式来规避赔偿风险。不过，由于理事会模式下托管人欠缺专业技能，这种保险也会给企业带来较高成本。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公司总经理杨帆认为，在未来的企业年金管理中，应该采用企业年金管理委员会加专业法人受托机构的模式，形成决策权和经营权分开的治理结构。受托人凭借其专业和具体组织运营上的优势，在关键环节上可以向企业年金管理委员会提出意见，供其决策。这样，可以充分实现内部和外部资源的有效结合。
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