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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企业退休高工待遇问题调查
“李书记，今天您的信件又不少。”每天下午，收发员都会抱着一摞信件送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李永海的办公室。李永海告诉记者，自去年两会以来，每天他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企业退休老人的信件，反映待遇过低问题。“我每封信都看，而且只要留着联系方式，我都会亲自给他们打电话。这些老人们生活太苦了！”
2006年两会上，李永海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交了关于解决国企退休人员养老金过低问题的提案，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央视《东方之子》栏目为此对他进行了专访。在2007年的两会上，李永海“我要为企业退休人员说句公道话”，再次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
近两年，反映企业退休人员待遇低的呼声渐涨，为此，2006年劳动保障部颁布文件，启动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作。然而，调待增加了养老金额度，似乎并未消解企业退休人员的怨气。到底是哪类人群反映待遇低？他们的养老金水平在物价上涨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低至什么程度？低养老金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近日作了采访。
“养老金只是同学的零头，咋说我心里也难以平衡”
73岁的周丽珠最近受了不小的刺激，原因是她得知从机关退休的同学，养老金又增加了450元，共2630元。而她原本只有每月500元的养老金，只增加了360元。“卫星上天，半导体材料从无到有都有我们的功劳。可是我现在的养老金只是同学的零头。”周丽珠这样对记者说。
她的话并非夸大其词。1953年周丽珠毕业于杭州化工学校分析化学专业，那时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毕业分配时按照家庭情况，周丽珠完全可以留在自己的家乡江南，但是她怀着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和责任感要求到工业城市参加建设，最后被分配到沈阳冶炼厂工作。1955年她被委派到苏联別列兹尼克城镁厂学习苏联工厂各种分析手段技术，1956年回国。1958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为攻下化学元素周期表中64种金属，冶金部调动一批既有经验又有技术的科技力量增强研究队伍，指名将周丽珠夫妇调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在那里周丽珠先后从事建立高纯稀有金属镓、铟、铊、砷化镓中杂质分析方法的研究。从复旦大学毕业的丈夫参与半导体材料硅的研究和生产。“那时正处在三线建设时期，我们被作为优秀人才从北京研究总院派到四川峨嵋半导体材料厂，一干就是23年，在那里高质量产品——半导体材料硅不但生产出来了，后来还出口国外。”
昔日的辉煌在岁月的长河中风吹云淡，退休后的周丽珠才意识到，正是因为从四川企业退休，自己的养老金比原来一起工作，后来选择去机关的人低了许多。“2006年企业养老金调整前我每个月只有500元，调整后才862元，而我在事业单位退休的同班同学待遇是我的三四倍；和我所在企业的人员比，我现在的养老金比1966年进厂的农民轮换工还低。我的堂姐今年78岁，退休前在事业单位做一些普通工作，现在养老金还八九百元。”细数起这些比较，周丽珠就觉得心里难受。退休后回到温州老家，较高的房价、生活消费水平和较低的养老金，让她不得不去外面打工。如今，73岁的她还在外面给企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补贴家用。
类似周丽珠这样的企业退休高级工程师，都是共和国建立之初的精英，他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国家和各部委所属大学毕业，由党和国家指令分配或者自愿到国企工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退休。这些高级工程师的人事关系隶属于省、市委组织部和人事局，与机关事业干部一样，他们也一直属于“干部”编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他们的干部身份被抹去了。由此引发的后果是，他们的退休待遇与同年代毕业分配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同学逐年拉开距离，现在他们的养老金只有机关事业单位同级别同学的1/3左右，而且机关事业单位所有的医疗、住房等福利也享受不到。跨出同一所校门，因为走的路有机关、企业之分，结果退休后的待遇大不相同。较低的养老金，使得“三个穷高工，不如一个机关事业单位勤杂工”不再成为一种调侃。企业老退休人员待遇低，成为社会反映强烈的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
“养老金待遇还有地区差距，年老多病让我不堪重负”
周丽珠的老伴谈国用，今年81岁了，1949年5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毕业之后先是奔赴沈阳参加企业建设，后又来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1965年，国家为了推动硅材料的研究，指名将在此领域颇有建树的谈国用调到四川峨嵋县半导体材料厂。周丽珠说，在四川的20多年，丈夫参与半导体硅材料的生产，每天工作到深夜三四点甚至不回家睡觉。23年过去了，花甲之年，谈国用从企业离休回到老家温州。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高低之别，谈国用回到温州发现，当地的离休干部养老金待遇比自己高很多。周丽珠提起老伴的离休工资就不满意：“在温州离休干部拿到4000多元，可老伴就是因为离休工资从四川领，只有2780元。”
青年时代响应国家号召投身经济落后地区建设，退休后这些高级工程师回到自己的故乡，才发现依靠养老金生活异常拮据。随着医药费增长居高不下，较低的养老金让企业老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进入耄耋之年，身体日渐衰弱，较高的医疗费占去养老金的很大部分。
今年79岁的陆尚礼是特种技师、特种工程师，退休之前在上海一家企业做锅炉、空气压缩机工作。建国初期，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的号召，40岁的陆尚礼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奔赴贵州省投身三线建设。去三线建设时，用老陆的话说，个个都是年富力强。经过20多年的辛勤工作，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他们的历史任务，69岁时陆尚礼才回到自己的故乡上海。面对大都市的高消费，老陆看着自己第一个月领回的微薄的养老金，心头难免一阵酸楚。去年调整养老金之后，他的养老金涨到了800多元。“我快80岁的人了，身体很不好，高血压、心功能衰竭、糖尿病困扰着我，在上海看门诊医药费全部是自己支付，外地每月只补贴给我们养老金的3．4%，我现在门诊自付的医药费占每月养老金的1/2。即使住进医院，医药费报销是按退休前企业所在地的价格报销，而不是按照上海的标准。在养老金极低、看病日益昂贵的今天，我的生活简直是雪上加霜。什么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都不敢奢望，我只求能够老有所医。”
更让他苦闷的是，每次看病的单子都需要寄回单位。“我们老同志本来身体不好，这样寄来寄去真够折腾。真希望全国统一一个政策，将我们列入统一的医疗保障范围之内，取消寄来寄去的报销手续。”陆尚礼对记者说。
此外，企业退休人员还面临着企业破产、原有医疗待遇无着落的危险。企业一旦破产，对于退休老人来说，原有的医疗待遇可能就会杳无踪影。江苏扬州的梅国俊是上世纪60年代中专毕业之后分配到国企的，工作40年，1999年退休。2001年企业政策性破产，随之梅国俊享受几十年的医疗待遇被终止。梅国俊告诉记者，失去医疗待遇几年来，他每月都得从几百元养老金中抽出一二百元应对平时的看病吃药。而他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同学，即使经过机构改革，医疗待遇一直保持并逐渐完善，每月有几百元以上解决看病吃药，“刷卡消费，宽松有余”。提起在机关的同学，梅国俊一脸的羡慕和无奈。他说：“五六十年代进入国企的干部职工，同机关事业的退休人员本是同根生，但是养老金差别很大。我认为应该执行老人老政策，养老金标准不应该低于现退人员，遏制目前‘早退的不如后退的’现象。”
“调待”难解“近渴” 期盼政府出台治本之策
事实上，有关方面近几年对企业退休人员待遇低的呼声作出了积极的回应。2006年劳动保障部发布了《关于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文件指出，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以上年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为基数，按照上年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例进行调整。其中2005年为60％左右，2006年为100％左右，2007年为70％左右。调整时，要注意向具有高级职称的退休科技人员和退休早、基本养老金相对偏低的人员等适当倾斜。
可就是这次调待，反倒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矛盾主要集中在调整待遇是在原来“超低”的基础上起步的，因此即使增长1/3，也只有几百元，仍无法满足部分企业退休人员对调待的期望。其中一些企业退休高工同机关事业单位作了比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起点本来就高,为什么退休后还打着滚地往上涨？”
提起调待，山东威海65岁的苗华蔼也是满脸疑惑。他1967年毕业于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专业是电子技术，上世纪70年代转业到企业，1988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现在的养老金是1233元，没有享受到企业的福利分房，也没有住房补贴。他对记者说：“现行的退休政策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在企业工作几十年的职工退休待遇竟然不如事业单位的退休清扫工的一半，和机关、事业单位、垄断行业相差几倍到十几倍。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从事的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清洁工之类简单劳动的几倍至几十倍，按照经济学的原理，社会付给他们的报酬，也应该大致相当于文化程度较低的简单劳动者的几倍乃至十几倍不等。”
对于在待遇低的反应中，除苗华蔼这样比较与自己同样情况、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同事、同学之外，也有企业老退休人员与享受机关离休干部待遇的企业离休干部作攀比。原劳动人事部1983年发布的《关于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退休待遇的通知》规定，1948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退休后照发本人原标准工资。而此前国务院在1980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对离休干部的规定则是，干部离休后，原标准工资照发，其他各项生活待遇，都与所在地区同级在职干部一样对待。由此看出，老退休人员的退休待遇保持退休前的工资标准不变，但离休干部则有很大调整空间，因为他的参照系是在职干部工资标准，而不是固定不变的退休前的工资。
无论是跟谁比，低养老金已切实影响到这部分退休高工的养老生活。在较低的养老金起点上，调整待遇始终捂不住企业和机关之间日渐走高的差距。同步调整，企业与机关差距越来越大，也使得退休高工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因此，反映待遇低的呼声并没有现有政策的实施下消解多少。对此，李永海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在推进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忽视了政策的连续性，中央提出的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指导原则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昔日的共和国建设者，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精英，如今大多已年老体衰，他们对提高养老金的诉求，无非是希望国家考虑他们在低工资条件下的历史贡献与牺牲，考虑巨大的现实收入分配差距，考虑他们面临的实际困难，应当说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则不少人的郁闷无法排解，一部分人的凄楚晚景也无法得以缓解。更为重要的是，类似问题不断得到反映，高工的现身说法会错误地影响社会就业观念，引导求职者拼命涌向机关和事业单位，而最需要人才的企业却成为无人问津的尴尬者。
时间：2007-04-13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作者：周晖编辑：王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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