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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洋县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采取伪造住院病历及住院收费单据等手段，从医疗基金管理部门套取资金作为个人创收和医院谋求发展的“捷径”。这起事件给正在全国推广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安全运行敲响了警钟。（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及农民个人筹集的用于保障农民看病住院报销的资金，我们习惯称之为“救命钱”。我国于2003年开始进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并从2006年在全国各地推广。客观地说，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在全国推广的这几年，农村“大病拖、小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的现象得到一定缓解，也使一些原本经济效益不佳的基层医疗机构经营状况明显改观。问题是，从“上海社保腐败大案”到眼下的“洋县事件”，我们一次次惊讶于公民福利制度的脆弱与疏漏———洋县妇幼保健院如此缺乏“技术含量”的寻租行为竟然收官于“农民举报”，让我们不得不警惕：还有多少个类似“洋县妇幼保健院”的医疗单位潜藏在举报之前而逍遥于农民救命钱？如果丧失了这个缺乏稳定预期的公民举报，洋县妇幼保健院还会不会倒在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取向上？在一系列的社保腐败语境上，为何公民福利制度的漏洞昭然若揭而无人补牢？
我一点也不惊讶于“洋县妇幼保健院”的“创富捷径”，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天然有盲动的欲望，就譬如很多城市的医保卡购物兑现成风一样，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另外两方面：一是这个“捷径”竟然走得如此平坦；二是对于医院的违规行为如何做出处理，据说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无法可依”。它们隐语的是最让人担忧的“制度失守”。我国政府已承诺在2010年前实现“全民医保”，倘若8亿农民的合作医疗基金看管成这个样子，作为稀缺性公共品的医疗资源最后还能救治得了农民的命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成了“唐僧肉”，恰恰暗合了哈丁的《公地的悲剧》：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草场质量就得下降。但私利而言，肯定会选择多养羊多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合作医疗基金等越是“全民福利”的利益越是乱象丛生，根本还是“所有者”的缺席：于是制度补缺不积极、监管责任不到位、利益配置不清晰、程序规则不正义。
公共福利需要有效的公共硬约束，遍布道德风险的制度安排本身就是悖谬的。陕西省洋县妇幼保健院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敲响了警钟：一是确认程序必须严格。医保部门要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的监督。对于需要划扣合作基金的，必须经参保者最终确认，同时，考虑将那些“频繁看病，超量配药”的纳入个人诚信管理体系，以抽样的形式让参保者写出使用说明并社会公示；二是需要从立法角度加大对医院违法行为的责罚力度，尤其是监管好医生的执业行为。不妨学习英国对全科医生高罚单监管，使得任何小动作都可能丢掉大饭碗，让所有医疗机构的违法成本远远大于违法收益；三是作为主管部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需要设立一个专业监管机构。眼下的医保中心既要选择医保定点机构、日常考核与监管，还要负责医保定点机构的报销等事宜，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运作模式，也是监督乏力的关键。当“创收”成为医院的日常业务，我们尤需警惕与其利润相关的所有的公共福利的走向。
2007-7-16 邓海建 三秦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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