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怀诚：把握“人口红利期” 中国须解决好农村劳动力转移

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冲击中国社会，就业压力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将接踵而来。

在未来10至15年的“人口红利期”内，中国得抓紧机会，把就业问题解决好，特别是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并为之后进入的“人口负债期”，做好社会养老准备。

中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昨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策研究院，以“人口结构与中国经济发展”为题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一点。

项怀诚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推行一胎化政策取得成效，使中国目前处于利好的“人口红利期”，总抚养比例少过50%，劳动力占大约70%，这个人口结构在过去20年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贡献。从广义而言，人力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可能达到２0%以上。

    未来15年就业压力更大

“人口红利期”是指“中间大、两头小”的总人口结构，15岁至64岁的劳动力供给充足，总抚养比（少儿和老年人口的抚养比）相对低，社会负担较轻。

不过，中国能否把握“人口红利”的战略机遇期，落实小康社会的目标，解决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大关键。因为劳动人口必须有工作，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失业的劳动人口对经济毫无帮助。

项怀诚指出，就业问题是中国面对的一大严峻挑战，中国在过去“处理得很好，不过，接下来的情况会越来越难”。

他说，过去20多年间，中国创造了3亿4000个就业岗位，占世界新增岗位的四分之一。不过，未来15年的就业压力会更大。因为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测算，目前中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大约为1亿7000万人，每年估计有1000万左右的劳动力需要到城镇就业。也等于说，中国要在未来15年内，通过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全把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再加上城镇还有50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500万左右的国有企业剩余职工，以及800万城镇失业人口，全部加算起来，城镇每年将有1800万左右的“下岗、剩余及失业大军”要找工作。

不过，按2004年的就业岗位计算，中国每年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只有700多万个，失业大军却有1800万，这等于说，每年将有近1000万人的工作没有着落。

项怀诚指出，要解决“一个人干、一个人看、一个人捣蛋”，这种人浮于事的情况已经很不易，况且随着技术的提升，很多人工已经被机器取代，要创造就业机会更是难上加难。他表示，接下来要做的是，尽量创造更多工作岗位，让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行业。如果顺利转移，这支劳动队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就业问题是中国“人口红利期”的严峻考验，而老龄化则是中国进入“人口负债期”的另一个难关。项怀诚指出，虽然“人口红利期”一般可持续30到50年，但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在约2015年时出现一个转折点：总抚养比将停止下降，转而上升。到了2030年左右，总抚养比将超过50％，劳动人口比例将下降到65％，“人口红利期”也接近尾声。

而中国的情况又要比发达国家来得艰难，因为老龄化来得太快。早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已青春不在，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每年以3.3%的速度增长。

项怀诚说，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时，人均GDP一般在１万美元，但中国只有800美元。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才变老，中国只花了20年左右。项怀诚指出，因为“未富先老”，中国不但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经济实力来应付人口老化的福利开支，养老保障制度也构建得比较晚。如果不乘未来近15年的“人口红利期”积蓄实力，那么老龄化将给国家和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有可能危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即使面对老龄化的困扰，项怀诚认为，中国不需迫切调整生育政策。他在回答观众提问时笑说，“一个政策是正确的，并不表示永远正确，但是现在讲调整，还太早了点。”

来源：联合早报  沈泽玮 2006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