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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养老金缺口和数量的纠结是“基础”问题，那么，选择一条怎样的“中国式养老”道路，则关系到有限养老资源能否最优化配置、关系到千万老人的生存质量。
眼下的纠结在于：政府要担责，但又不能重蹈全责的国家养老模式的覆辙。譬如有数据显示，如不进行养老金改革，在2010至2050年间，希腊养老金支出将增加相当于 12.5%的GDP，社保制度濒临破产。因此，IMF和欧盟在对其施以援手时，也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削减养老福利。类似前车之鉴很让相关部门松了一口气，于是，社会养老、家庭养老、互助养老等五花八门的创意呼啸成为公共议题的“主流”譬如，“95%的老人在家养老”。
这种提法即便是不得已的现实，起码也丧失了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底线：一者，在现代养老体系建成以前，养老问题当然可以“家庭内部消化解决”，但在“中国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的过半城市化进程中，家庭养老显然难以为继。最简单的道理是，“421”家庭结构已经成为主体，一对夫妇要在家里养4个老人(即便把抚养小孩的压力忽略不计)就算是“丁克家庭”，一面延迟退休耕耘工作，一面还要应付4个老人的养老大业，真以为都是“千手观音”?
二者，“95%的老人在家养老”是一件很没效率的事情。一个社会的进步，体现在专业与分工的细化。一代老人比一代老人的养老诉求更多元、更高级，分散的赡养模式尽管看似有“家庭气息”，但显然折损了效率。所谓“居家模式”，家庭应该提供的是居住空间，而专业赡养必须依仗养老机构。简单说，日常的公共服务应该在机构完成，而吃饭、休息可以“居家”实现就像年轻人上班一样，就近的公共养老机构当成为养老的“内容供应商”。若非如此，就算政府出钱为“居家”买单，难道每个家庭都要雇一两个保姆照料老人问题是，保姆也有四个老人要照料咋办?
压力再大、问题再多，谁都有年华老去的一日，他们的今天，不过就是我们的明天。善待并赡养好老人，“聪明”而“便捷”的主意越少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