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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李星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及农民个人筹集的用于保障农民看病住院报销的资金。然而这项惠民政策又被一些贪婪之辈歪曲利用了：陕西省洋县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采取伪造住院病历及住院收费单据等手段，从医疗基金管理部门套取了17万多元的资金，一部分进了医院的账户，一部分用于发放工资和奖金。
大到惊天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小到洋县的医疗基金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贪小恶们盯上了百姓的救命钱。社保基金和医疗基金由于参保人数众多，资金量颇为可观，又由于利益相关的市民和农民没有方便清晰的渠道监管这些资金的收支情况，现行的管理制度执行起来又不到位，就成了手执权柄的官员或者相关单位眼里的“无主肥肉”。这些利欲熏心的人，并不会因为这是百姓的救命钱而有什么道德负担，反倒会因为他们的弱势地位而更加肆无忌惮。
洋县妇幼保健医院造假套取医疗基金的发案经过和处理结果，至少暴露了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报销程序的漏洞。合作医疗是为农民服务的，为什么医院和医疗基金管理部门能够不见农民就完成大笔资金的报销？即使是为了资金划拨的方便，而把分散的农民患者的医疗费集中起来统一结算，但事后总该让身在其中的农民了解情况吧？为什么既不向有关农民发放通知，也不在其所属村庄进行公示？这样马虎的报销程序，如果没有人来钻空子，恐怕倒是不正常的了。第二，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太过轻描淡写，很难对预谋效法者形成足够的震慑。伪造住院病历和收费单据，套取本来就不敷使用的农民医疗基金，这不仅是违纪的问题，而已涉嫌伪造证据、合谋诈骗罪，对相关责任人不仅要进行行政处分，而且应该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当地仅仅把妇幼保健院院长和主管副院长撤职，是不足以服人的。
医院本以救死扶伤为天职，近年来其中的一些却变异为创利机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发端以来，被众多基层医院视为发展的重要机遇。为了从医疗基金中多切一块蛋糕，医院不惜动用非正常手段。像洋县妇幼保健医院一样伪造单据骗钱是一种不太常见的方法，更多的医院采用“合法”手段占农民便宜：按照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参保农民只能补偿一定比例的住院费，医院就故意夸大病情，或者以“能够报销”、“花的越多报的越多”作诱，劝说不用住院的病人住院，并多用贵药，加大治疗成本。如此做法多耗了合作医疗基金，也使农民负担加重。农民们怨声载道，但苦于在医生面前的弱势地位，苦于相关知识和权利意识的匮乏，无力改变现状。
除此而外，农村合作医疗尚有其他缺憾：首先是覆盖率还不够。今年年初，湖北公安县农民陈正先和妻子相拥投江而死，遗书说出了二人贫病交加、无力支撑的死因。而公安县是湖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点试点县，从2003年开始试点，到如今覆盖率也只有80％，有的村还只达到70％。而没能参加的那些人，大多是因为贫穷而交不起钱，而他们恰恰是最需要保障的。在试点县之外的广大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就更低。其次，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偏低。2005年，陈正先的儿子陈泽彪住院，共花去11000元，其中只有4700多块钱的住院费可以按30％以下比例报销，而且还有种种苛刻的限制条件，实际拿到手的报销款仅为863元。报销比例不高的结果是“大病保不了，小病保不好”。
总的来说，农村合作医疗是一种较低水平的医疗保障，这就需要国家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加以完善。当然，投入的同时要严格监管，斩断那些四面八方伸来的黑手。
2007年07月16日 07:15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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