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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早在六年前，戴相龙的身份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从同在金融街上的人民银行总部，到社保基金会办公楼，相距不过千米。六年间，戴相龙的身份几经变化，从央行行长，到天津市市长，再到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注定与这条金融街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2年12月30日，戴相龙被任命为天津市市长。从财经官员转型为一名地方大员，对于戴相龙本人以及天津都是一个巨变。初到天津时，市民们首先对他寄予厚望的是：戴市长是不是带着钱来的？在各种版本的传说之后，这位“财神爷”市长给天津带来的光速发展，没有让这座老工业城市失望。2008年1月，戴相龙告别天津，回到他所熟悉的那条金融街上，与当年戴相龙刚到天津时的情境相似的是，社保基金会与当时的天津一样同样承受着“缺钱”的烦恼。
吴小莉：有人说您在接任天津市长的时候跟接任社保的时候同样面临的也是钱的问题，而且还是缺钱，但也有人很讶异，说其实社保基金你现在手握大概5千亿到6千亿的资产，还缺钱那是因为人口老化的趋势，我们未来的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
戴相龙：这个养老金的缺口这个问题计算很复杂， 因为它受很多的因素影响，比如就业的人数啊，缴费的水平啊，工资水平啊，寿命啊，哪一年退休啊，等等等等，非常复杂。所以现在可以说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一些中介组织，特别像这个世界银行，还有一些组织都曾经计算过，当然由于口径不一样，有说是缺3万亿的，有说是9万亿的，有的说还更多的，当然如果你再加上农民工还要养老，缺的更大。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估算，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之巨。而目前全国社保基金资产5千多亿元人民币，显然远不能够满足社会保障事业的需要。为此，全国社保基金会就曾经提出目标，要在2010年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
吴小莉：社保基金2010年希望达到1万亿，在现在尤其是这一年多来，寰球的经济情况不稳定的情况下，您还这么乐观预估吗？
戴相龙：我为什么要算将来可能达到1万亿呢，那就是说，要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且要加强管理，实现保值增值，这是中央国务院的要求，那么现在能不能做到这条呢，当然要靠大家努力，而且正在这个制订办法，就是国有企业上市了，它要按照筹集资金的10%，把股票转给我们，前不久在境外已经做了，那么现在我们境内呢，也正在要操作，要推进。
其实在2007年的9月，就已经有来自权威部门的消息称，中国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地研究划转上市公司国有股来充实社保基金的问题，划转工作启动之后，全国社保基金的规模将在短期之内得到迅速地扩大，但是至今还未落实。
吴小莉：您估计像比如说，国有股减持充实社保基金的话，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很快就会落实的事情。
戴相龙：这个国有股的减持或者是转持，政策已经定了，减持转持在境外已经实现了，境内各个部门认识也一致了，我相信呢，这个不久会公布。
吴小莉：也有人觉得这次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其实是一个中资出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也有人觉得说，中资现在的经验还在小学生的阶段，可能不适合贸然地前进，您怎么看。
戴相龙：我已经看到美国政府也欢迎有意愿投资于他们国家金融机构，但是从目前看来我还赞成这个说法，我们对美国的金融市场了解还不多，尤其美国金融市场还在震动中，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对美国的现在投资他比较谨慎，这符合他们一贯的投资风格，所以我相信，我们会继续吸引外资，投资到我们的银行，但是我们也会，我们的银行会逐步加大对外投资
在中国内地金融业界，据传有这样一种说法：八十年代看银行，九十年代看证券，二十一世纪看基金。而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渠道的演变，从早期的协议存款、到投资国债、投资股市再到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正是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低风险逐渐向较高风险业务转变的过程。
而戴相龙，更是私募股权基金的行家里手，他将其看作是资本和智慧的结合。私募股权基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PE，Private Equity Fund。其魅力在于，向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专业的技能帮助企业提升内在的价值，并且实现成功地上市；最终在合适的时机以股权转让、售卖等方式退出企业，从而获得原始投资的高倍增值。据说，“股神”巴菲特每一年的平均回报是25%，而私募股权基金的巨头黑石的年平均回报是30%。
与国际市场上PE行业如日中天有所不同，在中国的PE领域，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专业人员，都在摸索前行。其实，从1995年开始，原国家计委就开始了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并没有给PE定名为“私募”，而是创造出了“产业投资基金”的称呼。这个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务院的支持，也引起了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的兴趣和关注。
1997年，中国召开的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研究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组织试点。待到条件成熟时，已经是2006年，虽然此时“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几经波折仍未出台，戴相龙也早已经从央行的行长调任天津市市长。就在这一年，经国务院特批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天津市正式组建，首开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的先河。在为渤海基金筹措首期资金的时候，有“金融市长”之称的戴相龙，首先找到了当时的社保基金会理事长项怀诚。
吴小莉：您在筹措基金的时候找了六家公司，听说那时候也包括了社保基金会，而且那时候我访问项理事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您给他特别打电话，然后他也立刻就说没问题，你要多少就多少，当时情况是怎么样，为什么想到了社保。
戴相龙：当时参加渤海产业基金的部门大部分是属于机构投资者了，人寿保险，社保，都是很有实力的，所以再加上他(项怀诚)过去当财政部长，我在央行我们也熟悉，所以比较有共识，所以他很快就参加了，其它家也很快参加了，所以这个渤海产业基金的成立，还是得到他们支持，算是顺利成立了。
在渤海基金首期60亿元人民币的募集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中国人寿保险、国家开发银行等6家投资人完成了全部认购。不过，这6家背景深厚的“巨头”，与渤海产业基金的管理人力量相差悬殊，使得导致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戴相龙说，其中的一些协调工作甚至是他本人亲自出面斡旋。
吴小莉：那您也提到说渤海基金在成立过程中，因为它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它还是有很多东西要沟通，好像有很多的部门还是需要沟通，当时是不是有很多事情需要您自己亲身去参与的。
戴相龙：对，这个我成立渤海产业基金的时候，在筹集资金的时候，六家参加，很快就同意了，一个月，都复函了，我们参加，可是要怎么样交手续费，怎么分红，谈了六个月。所以选择基金管理公司的人还是不放心，他总认为我选择你，那帮我投资我就当股东啊，人家那个管理公司说不，我是管理的，你就不能当我股东，我得自主经营啊，就产生争执。比如说管理费，在外国来说，基金管理公司管一个基金，管理费2%，2.5%，甚至于3%，为什么它可以这么高啊，它成立了50年，100年了，当然现在100年老店也有垮的，但是它那个业绩过去是在这的，它回报15%，20%。我还是坚定地相信，由于美国金融危机投资银行的人才就宽裕了很多，我认为确实可以吸收一部分到中国来，来从事这个基金管理业务，这个投资银行业务，把中国的资本市场能够推动来进一步发展，来推动这个股权基金的发展，这个意义太重要了。
有人说，不管戴相龙在什么样的职位上，心里头总是有一种金融情结，难以忘怀。在问答中，戴相龙对私募股权基金的那一份理想和执著，更是溢于言表。在渤海产业基金顺利组建之后没多久，2008年的1月，戴相龙被任命为社保基金会理事长，他说，掌舵5千亿人民币百姓的养命钱，让他更加关注和支持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
戴相龙：我正在制订一个股权投资管理办法，告诉大家，我们社保基金会选择什么样的基金，什么条件，什么程序，怎样商业谈判，公开化，让大家都来竞争，同时的话我也认为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我们社保基金业也可以为主导，发起一个更大一点，更有规模的，更有影响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
吴小莉：什么样情况之下叫作有必要？
戴相龙：什么叫有必要呢，那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还是太少了，不同于外国，它已经100多年历史，中国很少，所以这个规模也不大，特别是团队啊，它的资力啊，也还不足，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它，信任它扶持它们发展，另一方面我感觉到，如果不能适应我这个大量的资金的投资需要的话，市场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发起。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投资，一方面是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也应该是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一种示范。所以我要使我们投资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行为，要符合法律，符合市场行为，禁得住考验，而且能够通过我们的业务合作来促进我们国家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
从 1995年6月到2002年12月，戴相龙在央行行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7年。这是中国金融业乃至宏观经济风云变幻的7年，期间中国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十年后的今天，华尔街的沦陷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曾经以美国金融体系视为标本和榜样的中国金融改革，经历此次风暴的洗礼之后，有必要好好地反思。有评论就认为：美国的金融海啸固然可怕，但是海啸毕竟是属于大海，现今中国有如在游泳池中的安全并不值得夸耀。而也有人就此担忧，开展了十年的中国金融改革，是否会因此裹足不前。
1997年，戴相龙时任央行行长，中国因为资本帐户没有开放而成为亚洲金融风暴的避风港，如今，面对华尔街风暴下的中国金融改革，掌舵中国最大投资机构的戴相龙说，如果不继续向前，这就如同买了游泳池的门票，穿上了泳衣，但是就站在游泳池边不下水，这将成为我们自己的损失。
吴小莉：有人开始讨论说到底适不适合真的是这样子开放，会不会未来下一个金融危机我们就没有办法自保了？
戴相龙：这个金融开放那是经济开放的一个重要部分，没有金融开放，我们也没有经济开放，所以我的想法这个方向没改变，随着我们这个金融改革的深入，我们中国这方面会逐步加快。
对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美国正在掀起的拯救华尔街等诸多的行动，在中国人看来并不陌生。如剥离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政府注资等，这与几年前中国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采取的改革措施几乎如出一辙。现在回头看，有专业人士认为，正是当年的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国金融机构抵抗美国金融风暴的能力。
戴相龙：中央国务院召开了1997年，2002年两次金融工作会议，一直把金融监管作为重中之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剥离不良贷款，我们同样遇到美国现在这种不良贷款增加的原因，他们那个是属于次贷变成次级债，变成了投资银行的破产，而我们跟他们不同，我们是长期把银行当做政府的钱造成了一个风险，是吧，所以说处置起来比他这个要困难，但是有一条，在国务院领导下处置不良贷款问题是坚决的，是有步骤的，成功的，但是这个今天来之不易的成绩，千万要巩固，不然又会形成一些不良贷款，而且今后再搞这种剥离，那是不可能的，也剥不起了。
吴小莉：你现在回过头去看是历历在目，但是其实过程是相当艰难的，您说过您以这个年龄来接社保基金其实是有很大的责任感，也很荣幸，那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在您这届的理事会当中，希望把社保基金做成什么样的社保基金。
戴相龙： 我到社保理事会来我也在想过，也有几种做法，你就是给多少钱你管多少钱，另外你想再要一点钱多管一点，我这次看到新加坡的那个政府财富基金，昨天公布20年每年收益是4.5。
吴小莉：不高嘛
戴相龙：你看起来不高，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个时间一长，有经济周期啊，有通货膨胀啊，有金融危机啊，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就是这两条，争取这个资产能到2010年，或者再长一点，达到1万亿那是最好了，第二个使我们的投资回报，要超过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几个百分点，增强中央养老金的战略储备，来为我们国家完善养老事业做点儿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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