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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可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也是分享型经济发展的载体。 我国的城镇化是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如果你在城镇住了6个月或者更久，就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按照这种定义，我国的城镇化率目前已经达到54%。
但我国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 那就是户籍制度。 你在城镇打工、 城镇居住， 但如果户口还在农村， 那么你的身份就还是农民。 我们把这些人称之为农民工。 如果按照户籍来计算， 我国的城镇化率现在只有38%。两个数据之间的16个百分点的差距， 基本上就是进城农民工群体， 目前有1.7亿人。
过去十年， 我国城镇化速度非常快。我国的城镇化很大程度是靠农民工进城推动的。 但今后的十年、 二十年， 城镇化速度不会有过去那样的速度了。 因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正在发生变化。
调查显示， 当前， 农村进城的主力军是16-19岁的年轻劳动力。 可农村16-19岁的人口在2014年已经到达了峰值，今年开始负增长。 同时， 尽管目前1.7亿的农民工在城镇实现了就业， 但他们大部分没有均等的公共服务， 没有社会保障， 没有预期的养老， 他们的孩子进入义务教育系统还有一定的困难。 这些因素都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不稳定。 过去， 农民工每年外出的增长速度是4%， 去年降到1.3%， 今年上半年只有0.1%。
城镇化是指人们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 转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非农部门。这种转移带来资源的重新配置， 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率。 生产率的提高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同时， 劳动力的增长、 人力资本的转变， 同样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所说的产业结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 现在， 如果农民工的身份、 待遇不能解决， 回家的农民工比进城的人多的话，就会出现一个 “逆库兹涅茨化” 的过程，也必然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为此，我国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让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可以落户城市， 成为真正的市民， 享受到均等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 那么， 要实现新型城镇化， 就必须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红利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理论上来说， 比较完整的户籍制度改革能够使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提高1%-2%。户籍制度改革给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少带来两项明显的效果。
第一， 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口红利的消失， 劳动力短缺、 工资上涨、 成本提高。 而农民工在未来十几年几乎是唯一的劳动力供给来源。 留住了农民工， 让他们40岁以后还在城市待着，劳动力供给就增加了。
第二，向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制度条件，使得他们从生产率低的地区和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 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 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就会继续显现。1.7亿进城农民工，再加上1亿在农村、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 如果改变了这2.7亿人的身份和消费模式的话， 我国的内需将会大大提高。
那么，我们如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呢？
第一， 要下定政治决心， 认准了户籍制度改革， 全力推进。 这是我们应对当前中国经济挑战必须要做的事情。
第二， 要有政治智慧推进这个改革。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成本， 但它就像其他所有的改革事业一样， 是一个公共产品， 具有外部性的。 因此， 户籍制度的改革成本要能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在社会、个人、 企业之间合理分担。 同时， 让改革的红利、 潜在的红利能够预先有确定的期望值， 能够在各个群体之间合理分享。 只有这样才会实质性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继续的库兹涅茨过程， 保持中国未来的高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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