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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堪忍受长期病痛折磨，来自四川的男子邓明建接受母亲请求，为其购买农药“安乐死”，导致母亲中毒身亡。 30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邓明建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邓明建当庭表示不上诉。
无论是购农药助母安乐死案件，还是陕西省咸阳市七旬老太锤杀吸毒亲生儿子，或是东莞发生的“慈母溺死脑瘫儿”案件等等，人伦惨案一再挑战人们的底线。事实足以证明，造成此类悲剧的一方面是法律不健全，一方面更是社会救助系统的不完善。
诚然，在法律面前，我们不得不指控邓明建弑母的残忍行为，邓明建的行为当然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难逃法网。可就此案来讲，谁又能给邓明建瘫痪18年，还要忍受类风湿、高血压、关节炎、缺钙抽筋等疾病折磨的母亲一个“安乐死”呢?除了这个守护在母亲病榻前近20年的孝子，没有其他人，但正是因为给了母亲一直期待的“安乐死”，这位孝子却背负了故意杀人罪的法律十字架，成了弑母的杀人犯。
撇开所谓的法律不谈，如若对于病残人士的社会救助系统能完善一点，让病痛者有钱可治，有药可医，生命诚可贵，没有人想去死，若不是被病痛折磨得不堪忍受，若不是不想拖累儿女，谁又会想着“安乐死”呢?那样的“被结束”生命真的“安乐”吗?未必!
购农药助母死对于邓明建来说是个考验和折磨，服侍在母亲病榻前18载的他必定希望母亲好好地活着，可也必定不愿意看到母亲被病痛折磨，进退两难间，他选择了顺从母亲，让母亲“安乐死”，却同时也选择了违背法律。在人伦、道德与法律之间，或许真的很难权衡对错，无论是不够健全的法理占了上风还是人伦道德占了上风，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来讲，都将是一条不归路。
购农药助母安乐死事件对于把病痛中的母亲送上“安乐”路而获罪的邓明建来说是个悲剧，对于一心求死的邓明建母亲来说又何尝不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呢?如果我国的重症残障人士保障制度能够完善，必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类家庭的压力，缓解患病者身心疼痛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