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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符合福利申请条件的人却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福利资源的现象。对骗取社会福利行为是否需要刑法介入，既是理论界探讨的话题，也是实务界面对的问题。
首先，欺诈社会福利行为的定性分析。总的来看，在欺诈社会福利的行为方式上，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所以欺诈社会福利行为都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因此，理论界对骗取社保、低保、医保等行为一般主张构成诈骗罪。但是，对骗购经济适用房或骗租公租房的福利欺诈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则存疑问。骗购经适房侵害的对象、法益及侵害数额等方面与传统诈骗罪不符，因此，骗购经适房的行为不应以诈骗罪处罚。尤其是在法益类型上，骗购经适房行为侵害的法益是财产性利益而非财物，不能构成诈骗罪。有学者主张，应借鉴国外立法，在刑法中增加“骗取社会福利罪”条款，以解决刑法条文缺失问题。
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从立法角度看，设置新罪往往是由于既有条文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所以需要立法者出台新的罪名。然而，就欺诈社会福利行为而言，完全可以通过既有的刑法条文应对，无需动用新的立法资源。比如，行为人在骗取社会福利时，往往需要通过伪造证件、印章、公文的方式隐瞒真相，或者通过行贿达到目的，那么，即使福利欺诈行为达不到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也可以对其处以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行贿罪等罪名。
其次，总的来看，发达国家在刑法文本中设置骗取社会福利罪有制度支撑，符合其社会形势与发展要求。反观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很多方面不具有可比性，比如福利层次、福利类型、福利监管、福利观念等，当这些要素缺乏或不足的情况下，就急于在骗取社会福利行为的惩罚机制上引入西方经验是缺乏周全考量的表现。从刑法解释的角度看，对刑法条文的适用应通过解释来满足现实需要，而非一味地指责立法不足。从刑法文本的有限性与行为方式无限性的矛盾看，期望通过频繁立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不成熟。换言之，在新的问题出现后，应将解决新问题的权力更多地赋予司法主体，由其根据社会发展、立法精神、司法经验对条文作出适当解释。
治理欺诈社会福利行为需要构建多维度的综合治理机制。具体而言，需从不同部门法入手，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达到共同应对欺诈社会福利行为的目的。总的来看，主要应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强化行政监管。从目前众多的欺诈社会福利行为看，除了行为者自身原因外，还与有权部门的监管缺位有关，因此，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将社会福利分配给那些真正需要的社会群体是当下的要务。强化行政监管主要立足于两个维度:首先是事前监管。对申请社会福利的主体严格审查，确保社会福利最终归属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个过程当中，政府部门应严防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
比如，法国法律就规定，如果政府没有把严“审核门”，出现了骗购的情况，其他申请者有权直接以“渎职罪”将政府告上法庭。其次是事后监管。对社会福利获得者，应严格跟踪，以确保社会福利分配的公正、合法，一旦发现行为人违法获取社会福利或者不再符合社会福利申请资格，政府部门就应立即启动行政手段，收回发放给行为人的社会福利。
第二，加大行政处罚。在所有的社会规范中，刑法只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由此，就骗取社会福利行为而言，如果行为不符合诈骗罪或相关罪名的犯罪构成时，则可以考虑对行为人施以行政处罚。
目前，实践当中对欺诈社会福利行为更多的是处以行政处罚，不过，处罚强度看起来不足，应该加强行政处罚的力度，使行为人在违法后付出较高的违法成本，才能有效抑制此类违法行为的发生。在立法上设置取消资格、罚款、没收等行政处罚措施的同时，还需要适当地科处惩罚性罚款，以骗取社会福利者的既得利益为基数进行加倍罚款。唯此，才可以真正达到行政规制的目的。
第三，加强刑事制裁。目前来看，需对愈演愈烈的欺诈社会福利行为加大刑事处罚强度，以起到相应的威慑、预防功能。对此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对符合诈骗罪或相关个罪构成的行为，严格依照刑法文本定罪量刑，实现刑法制裁的必然性。
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其次，对符合诈骗罪或其他个罪构成的行为，采取从快处罚策略，实现刑法制裁的及时性，在犯罪主体与社会民众的心理层面强化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再次，对符合诈骗罪或相应个罪构成的行为，严格按照刑罚幅度从重量刑。从重量刑体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强化刑罚的威慑效应，防止其他潜在的犯罪主体实施类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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