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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大家庭施行民主管理，以竞选的方式决定谁当家。老大说如果让他当家，天天喝小酒顿顿红烧肉;老二说如果让他当家，长虫王八吃个够;老三说如果让他当家，山珍海味加旅游。这一家子谁不图个享受，自然是谁许诺高就让谁当家。哥几个不管谁上台，为兑现竞选承诺都是寅吃卯粮，反正不知道明年谁当家。年复一年，借债越来越多，日子过不下去了。等债主上门才发觉，欠债竟然超过了全部家当，一家上下都傻了眼。为了村里的安定团结，远亲近邻愿意伸手帮一把，但提出帮助的前提是要过紧日子。这一下子全家炸庙了，过惯了奢侈生活如今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那哪儿受得了哦。今年的当家人无可奈何，只好提议举办全家公决：是否接过紧日子为前提的援助。
这不过是笔者对欧洲高福利国家的调侃，治国理政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欧洲国家高福利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声势浩大，东欧红了半边天。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意识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下高福利社会形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高福利使得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低收入者获得较好的社会保障，极大改善了生活质量，社会矛盾普遍得到缓和，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平稳的国内政局对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反过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的经济和高福利政策，对发展遇到困难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作用不可小觑。中国也有不少学者对北欧某些国家的发展模式青眼有加，在媒体上对高福利的社会形态不吝溢美之词，甚至宣称其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划分。这一次的“欧债危机”打碎了高福利社会神话，将其背后的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我们终于了解到，孔雀开屏的正面很华丽，背后也有不堪的一面。如今，一些昔日的强国如今竟然被称为“欧洲病夫”。
子曰：“过犹不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度，一旦过了度就是灾难。给国民较高的社会福利政策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高福利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竞选联系起来后变成了讨好选民的工具，无限发展的高福利政策终于走向了社会的反面。政党竞选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只想用眼前利益诱惑选民。政党为了上台无所不用其极，出了问题就留给下任政府拍屁股走人。施瓦辛格主政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是个例子。好莱坞大明星施瓦辛格主演过《终结者》系列影片，很不幸，他也成为加州经济发展名副其实的终结者。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经济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如果单独计算其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国家中排名到第十四位。施瓦辛格花费了几千万美元竞选经费当上州长，两届任期不领州长薪水，人家不差钱。但是，加利福尼亚人无法对其感恩戴德。因为施瓦辛格为了当选州长许诺大规模减税并不断增加社会福利，再加上错误的经济政策，使得加州政府债台高筑面临破产。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现在基本的财政开支都难以为继，经济发展陷于困境，加利福尼亚就要变成“家里呆不下”了。
海峡那边的台湾选举乱象我们看得更真切。民进党上台后为取悦于选民大肆借债，这给台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极其严重的隐患。用高福利政策取悦选民进行公开“贿选”是西方“选举政治”的通病。近期爆发的欧洲多国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债务危机已经向执政危机和社会危机蔓延，一些曾被称为政治不倒翁的老牌政治家也黯然离场。高福利政策已经像绞索一样紧紧套住了欧洲各国政府的脖子却没人敢将其取下来，政党选举等同于层层加码的高福利许诺，这一思维惯性已经绑架了选举政治。明知道回头是岸，但欧洲各国谁也无法回头。
那么，发展社会福利错了么?当然没有错，发展社会福利是一项善政，是欧美国家“拼选举”的政治制度扭曲了社会福利政策的本来面目。中国需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要通过有效的税收调节杠杆和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全体社会公民都能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如何扩大内需是一个历史性课题。毫无疑问，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内需”才能真正被解放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建设高福利社会的本钱会越来越大、底气会越来越足。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笔者认为低福利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应当成为社会福利搞得最好的国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能够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制定最适当的社会福利政策。尽管路还很长，社会主义国家未来必然成为这个世界上社会福利搞得最好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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