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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制定激励性税收政策
在李旭红看来，当前的税收体系处在过渡阶段，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程度低，企业年金覆盖面小，税收优惠有限，发展缓慢。因此，需要对第二、第三支柱提供更翔实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企业与个人参与到个人养老账户中来。
李旭红认为，政府制定激励性的税收政策，既可避免由于政府干预过多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也可减轻其财政负担，只需做好政策安排，便能起到引导作用。
李旭红分析，一方面，政府制定激励性的税收政策，可以为养老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保证其持续发展，且“税收递延”的实质是将当前应缴税款延迟到今后，也不会对财政收入造成过大压力；另一方面，从世界社保体制改革趋势看，多数国家也倾向于降低基本养老保障的替代率，代之以第三支柱养老保障作为重要补充。
应区分三支柱作用范围
李旭红认为，要在中国实施第三支柱税优方案，主要有EET、TEE两种模式，但要确保税收惠及第三支柱，还需要严格区分三支柱各自的作用范围。
李旭红称，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若对个人养老账户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实际是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不利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且在没有普遍实行个人申报制度的条件下，实施特殊的税前扣除难度较大。
“因此，中国有两种选择方案。”李旭红称，“一是采用EET模式，即在保费的缴纳期与个人账户的累积期内免税，在保费的支取期内需要纳税。这是世界各国最为普遍采用的一种对个人养老账户的征税模式；二是采用TEE模式，即在资金注入时不允许税前扣除，在资金运作时免税，在领取退休金时免税。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简易操作，方便管理，又与目前的个税与企税的政策一致，不必另起炉灶。” 此外，李旭红称，要确保税收惠及第三支柱，还要完全区分第一、二、三支柱的作用区域，避免三个支柱项目相互叠加，不仅会削弱不同养老模式的作用程度，且可能造成后续的重复征税。故在最初就应严格区分三个支柱各自的作用范围。
税收优惠应注重普惠性
由于第三支柱涉及到国计民生，在李旭红看来，针对第三支柱的税收优惠应尽可能体现公平性，并强化对产品销售过程、产品信息披露、养老基金资金运作的有效监督。
李旭红认为，在政策层面，主要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如何使税收优惠能够惠及更多的老百姓，尽可能体现公平性，而不是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在操作中可以参考美国经验，对50岁以上参保人追缴一定参保额度。同时为了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利益，防止高收入阶层过度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应规定每月缴费限额。” 李旭红称。
另外，在管理层面，李旭红认为，养老金管理部门要对产品销售过程、产品信息披露、养老基金的资金运作采取有效监督。
李旭红分析，一是要对高收入群体，可能有更大动机滥用税收优惠偷漏税；二是投资方面，应对税延型补充养老产品突出其政策性产品的专属性；三是领取阶段监管难度大，可能造成税源流失，甚至促生逃税行为。此外，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厘清和统一，例如具体投保方式、投保人退保或提前支取账户资金等问题。
李旭红称：“长期而言，应当加快建设个人收入信息平台，对纳税人个人信息、收入和纳税信息建立档案进行动态管理，实时追踪个人退休后应纳税情况，防止税收流失。并且加快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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