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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保资讯：1850年代，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从耶鲁得到学士学位，回乡见到母亲，说美国的学士相当于中国的秀才。他贫穷的母亲天真地问，凭这学位能得多少钱。在中国科名还很值钱的时候，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容闳只自比为秀才。
五十年后，清朝求才若渴，对留学生也另眼相看。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断了传统读书人的出身之途，同时又请日本博士来教新科进士法律、政治、外国史地知识，以留日学生做助教及翻译。同一年起，清廷举行留学生考试。有些非出名门大学的留学生应考而合格，获得进士或举人出身。
不过半个世纪，中国本身的学位就贬值了这么多！留学生身价百倍。
留学生考试，被戏称为考洋进士。开始考洋进士的时候，已经有翰林提出，中国人科举思想深入脑髓，考留学生并赏给功名，以后出洋必定势如潮涌。正本清源的方法，应当是广设学堂，务求美备。而急谋补救的方法，亦要从科举着想，一方面更改各学堂奖励章程，一方面釜底抽薪，从速调取中国学堂的毕业生到京考试，酌量录用，给予出身。这样，大家以为在中国学堂读书，亦可以得举人进士，就不必竞相留学。但是这先见之明没有完全实行。事实上，当时法国、德国长期不接受外国的学位。日本维新，也努力抬升本国学位的地位。
当留学成为最有前途的出路，国人对留学，就一改从前不肯去的态度了。早期回国的留学生也备受尊崇。
1907年在湖南的乡间，一个中学生见到留日学生受人尊敬的情况：“当我在乡村度假时，我看到有一个人穿一身白制服，戴一顶新式草帽，骑马到我家来。他的外表令乡人侧目，羡慕不止。他是二伯母的堂兄弟，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当时我就发誓，如果东洋念书就受到如此的尊敬，将来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念书。”
1912年，考上日本官费的广东学生，感到“世态炎凉这真理真是千古不灭，自考上日本留学，一般朋友都明显地改变了态度，而我的人生观也从那一天起，由悲观改变为乐观了”。
连一个福建小学生见到县里第一个留美博士戴着眼镜，穿着西服，也觉得很有派头。校长叫博士给小学生讲话，“在我们这些小学生眼里，博士就等于中了状元，因而对他的讲话很是佩服。”
万般皆下品
如果初期还只是认为留学生是人才，加以敬重或者羡慕，到民国初年，这种羡慕已经化成行动，进入学子的意识。在南方的省份，一个英语没懂几句的湖南学生填师范教育入学申请时，所有三项志愿都填英语，目的是学会一种外语去考留学考试。
至于学了英语，是否可以留学，到哪里去留学，学什么，“学成归国”可以替国家做些什么，那时完全不曾想及。
1930年代，浓烈的留学热弥漫全国，大学生都把留学作为理想，简直是非留学不可。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篑。
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则无份时，一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满面流汗。我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
不但要留学，还非要博士学位不可：
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前就摆起谱来了。……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在1930年代，连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中已经找到好工作的人，潜意识里也崇拜留学。
一个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可以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求之不得的，但是他甘于放弃，因为兄长“已说了送我去日本留学，那时下意识里还有崇洋思想，留学日本，也比留在国内好”。
另一个青年已在全国著名出版社当了一年编辑，明知道会有不错的前途，还是坐不住。“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译，可是有重大关系。叶圣陶、沈雁冰（茅盾）、胡愈之、郑振铎、周建人，当年都同我一样当编辑，后来加入左联，都成了闻人。张其昀、向达，也一样当馆外编辑。久坐必有禅，这些人都不经留学，而比留学生更吃香。”但他已成为留学迷，三考清华官费留学，两次为备取，同时又考清华研究院，投在四大导师门下。第三次他考到留英庚款，出国的时候已是三十许人。他自言，留学是有意栽花，但曲折困难，而收获少，读清华研究院是无心插柳，却风雨顺，成果多。
一个家贫的清华大学生大学毕业，难找工作，穷途痛哭，幸好找到山东唯一一所高级中学的教席，工资优渥，同事关系融洽，每周去吃小馆，真似神仙生活。
然而不行。别人出国留学镀金的消息，不时传入自己耳中。一听到这种消息，就像我看别人一样，我也浑身发抖。我遥望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
好不容易有个清华的交换计划，但是钱少，只够勉强支付自己的食宿，而亲老子幼，没有人照顾。没料到，全家对他的留学都很支持：
他们对我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这种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
这种科举思想，也像往日一样，不知不觉由长辈向小辈灌输。1950年代从中国台湾去美国的留学生讲到他童年在北京的印象：
从小时在天井纳凉，听祖母讲牛郎织女故事时，就听说有留学这个名词，那时的观念，所谓留学生大概就是状元的变名。……祖母如果要问一下，你以后干什么呢？我一定立时可以答出：留学。
毕业即失业
以往中国仍未贫穷时，科举考不中，读书人可以教书、行医维生；家里务农的泥脚秀才还可以回复躬耕；家里宽裕的可以操持家业，甚至受家庭济养，赋闲在家，继续读书问学，过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生活。清朝末年，当时家庭经济或许仍有勉力支撑的空间，这种赋闲而大抱理想的知识分子人数不少。然而随着中国原有的产业逐步被外国产品侵蚀，庚子赔款年年在还，混战的军阀又借下大额外债，中国的家庭经济再不足以支撑子弟赋闲，加上产业结构已经随社会而转变，毕业生不可能以科举时代的方法回乡教馆、行医或耕田谋生。青年既受新的社会理想鼓舞，但新社会又吸收不了这些毕业青年。
1917年冬天，在工业学校念书的学生“距毕业还有一个学期，我就发愁了。因为毕业就是失业，没有一个年轻人不为自己的出路感到恐慌。尤其是我这样的家庭，出门读书已不是易事，若是失业在家，那就更没有办法了”。
1930年代，“毕业即失业”已是口头禅，大学毕业生也要失业。大家寄望留学是出路。
30年代，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周围所接触的青年可以说都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这种思想正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们的苦闷。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单靠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身价十倍了。
当时出国留学，称为镀金。连富商都对儿子说：
“去法国镀两年金吧。”“镀金”是指去国外留学，否则便不能当大学教授，只能当讲师。
1930年代政府开始限制留学，官费留学名额极少，而且学生在中国的大学毕了业，才能申请。于是中学生也及早为计：自费留学欧美，非富商巨宦，负担不起；退而求其次，去日本不用护照，不受政府限制，多认为比留在中国好。
只有留过学镀过金的人才有资格做洋进士，这比传统科举的考试资格窄了很多。尤其要做留学欧美的洋进士，要有巨额金钱和门路，不是人人可以负担。
以留学与科举相比还有点不同：封建时代有资格大做其金榜题名美梦的人范围似乎广一些……留学却没有这么容易。这是个资本主义的玩意儿，讲投资，比成本。
虽然留学生并不都想做官，但是国家要用新人才而集中在留学生里去找，怎能不加强全国读书人对出国留学的企盼？长期下来，留学变成所有青年的梦想，一种与社会风气同步的崇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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