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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凌：中國養老模式的變革與金融結構前瞻
黃志凌：中國養老模式的變革與金融結構前瞻 二、完全社會化養老尚難實現
綜上所述，純粹由子女供養的養老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必須借助社會化養老的推進，完善養老保障體系。但另一方面，若在我國實行完全社會化養老，也是經濟發展水平無法負荷的，不符合我國國情。
社會化養老是指通過社會保險、退休金制度、社會養老設施等社會方式來完成養老過程的養老模式。社會化養老是伴隨著社會發展到工業化、城市化的產物，以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勞動雇佣制度的出現為經濟基礎，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有著較高的要求。目前，完全社會化養老模式主要應用於北歐等發達國家，但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在20世紀50-70年代，歐洲國家實行福利國家政策，勞資關系緩和，老年高質量生活得到保障，但這種模式也暴露出諸多問題，如社會保障支出日益擴大，政府財政負擔和企業稅負過重等。1981年，瑞典社會保障支出佔政府支出的48.4%，政府支出的迅速擴張造成巨額財政赤字和國債。1981年，瑞典各級政府的財政赤字累計達531億瑞典克朗，財政赤字佔GDP的9.3%。為彌補巨額赤字，各級政府不得不擴大國債規模。瑞典國債總額從1973年底的360億激增到1982年底的2728億瑞典克朗，在9年內增長66倍。國債佔GNP的比重從1974年17.7%，提高到1982年的51%。
財政開支的增加必然要求加重稅負。1973年，瑞典稅收在GDP中的比重為39.18%，到1982年上升到49.16%。沉重稅負導致企業資本積累有限，使技術進步和設備更新大受影響，產品競爭力下降。
發達國家的“福利國家模式”難以為繼，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政府財力更弱，完全社會化養老幾乎無法實現。我國人均經濟實力嚴重落后於發達國家甚至很多中等收入國家，社會化養老起步晚，深度嚴重欠缺，養老產業准備不足，因此目前還無法實行完全社會化養老。[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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