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扶老人”为何总上“头条”

“扶不扶老人”总被热议，首先潜在地折射出人们呼唤社会信任感的心理。“见老人摔倒扶不扶”并不会成为真正的问题，它反映的其实是人们面对的一个普遍困扰，即做人处处为难，做好人难上加难的现实。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整个社会普遍弥漫的不信任感，谁相信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过路人会送被撞伤的老太太去医院呢？在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里，人际之间缺乏对善行的起码理解，不相信世间有好人，不相信哪怕有限的善意，不相信别人哪怕是出于本能的同情；在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里，也缺乏对善行的实际追随，只把美德打入光环围绕的另册，需要时才拿出来点个赞，容易使道德变成技术、变成工具、变成粉饰太平的那盒“粉”；在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里，善只能单独前行，一路能走多久，承载多少，可想而知。

其次，它折射出人们对于道德和风险伦理评估之间张力的担忧。在义理矛盾冲突的背景下，在现代性社会的陌生人交往中，无论从行为本身还是行为可能导致的社会效果来看，行善还涉及风险伦理评估。基因研究的风险涉及一种决不与低等价值协商和妥协的内涵，因为拿去冒险的是身体和生命的基本权利，所以，禁止损害比有效的戒律具有优越性。这一伦理问题的应用性研究使空泛的道德议论变成实实在在的技术操作。问题在于，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善行，风险伦理的评估无法事先展开也无需展开，行善者在做出瞬间反应和选择前几乎没有时间思考代价、概率之类的问题，也无法做到精准计算，倒是如今的旁观者事中乃至事后的计较、评论和风险比照逼得当事人后怕，使行善也落入斤斤计较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处境。人们当然呼唤道德，但又觉得风险评估必不可少。这两者应当作何选择困扰着人们。我们不提倡无条件的牺牲，善行确实要与智慧和合理的手段结合。但凡事当前，如果人人都互相猜疑，失去本能反应，先作理性和经济的较量，眼开眼闭，错失有所作为的机会，那就说不过去了。

再次，它折射出人们对于在“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之间进行非此即彼选择的担忧。我们需要一个实现合理的风险伦理，与善行共生的互信互助的文化氛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让行善者和老实人吃亏的社会是一个个人和集体、自我和他人对立的社会。这个社会之所以要不得，是人们总要在“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想自我牺牲，就选择利己主义；不想选择利己主义，就只好自我牺牲，这是伦理学上道德两难的一种形式。在现实社会里，全然回避道德两难不大可能，但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经常碰到这种两难，一个环境如果让人们处处为难，这个环境就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善行固然值得自豪，但我们不能总让行善者无端经受各种风险的考验，这毕竟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总的来说，在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里，道德规范才比较容易作为一种合乎人性和常态的力量产生作用，才能降低其实现的风险和成本，人们才不会深陷在一些两难选择中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