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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的“红舞鞋”——“广场舞大妈”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
今年3月23日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12套规范的广场舞，我且不对此事妄加评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国家对广场舞健身活动的认可。
清晨和傍晚究竟有多少广场舞大妈在音乐声中跳跃着，有人以统计加推算的方式得出初步结论：8000万到1亿。即便这数字不够严谨科学，有一点无须怀疑：广场舞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第一运动。
解读广场舞大妈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或许藏于一代人的独特命运。对于一生拘谨、局促、柔弱的她们来说，由广场舞而获得的对美的追逐，以及个体意识的解放，虽然是一种有限度的解放，却值得全社会为她们起立鼓掌!
《红鞋》是安徒生童话中的一篇，创作于1845年。《红鞋》的主人公名叫珈伦，一个非常可爱的、漂亮的小女孩。不过她夏天得打着一双赤脚走路，冬天她拖着一双沉重的木鞋，脚背都给磨红了，珈伦是在极端贫寒中长大的孤儿，赤脚走路是童年常有的事，后来，她物质生活还不错，从高级鞋匠手里买了一双漆皮闪亮的红舞鞋，着了魔一样喜欢，会在一些被认为不合时宜的场合也穿上它。似乎是因此中了魔咒，红舞鞋脱不下来了，而且迫使珈伦不由自主地跳舞、跳舞、跳舞，这双鞋好像控制住了她的腿似的，没有办法停下来。
这当然不是一双普普通通的漆皮鞋，它带来况味复杂的故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渴望、补偿、自由、惩戒……而“停不下的红舞鞋”的典故，也随之流传。
现在，红舞鞋的故事有了中国版本，在每个人群聚居区的难得的空地上，几乎都有一群中老年妇女跳着整齐划一的舞蹈，像是着了红舞鞋的魔，再也不可能停下来。
最近几年，广场舞热闹之极，强劲的声浪不再仅仅产生于广场上的电子扩音设备，它波及虚拟的公共空间，沸沸扬扬，连绵不绝。有一些议题，显然被喧嚣遮蔽了，比如广场舞引发的代际冲突，比如广场上体现出的集体无意识，再比如，隐于狂热背后的、一代人况味复杂的命运。
广场舞这个话题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日主题，涉及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诸如自由的界限、法律的规制、公共空间的功能、老龄化、空巢化、城市化、陌生人社会、社交困境、性别趋向……2013年4月，国际金价暴跌，媒体把参与抢购黄金的中国女性群体形容为抗衡金融大鳄的强大力量，并觉得这个群体的行事风格、思维逻辑不可理解，“中国大妈”一词随之诞生。很快，《华尔街日报》专门创造了英文单词“dama”来指代这个群体，“中国大妈”和“大妈”自此成为火热的话题，并且不断出现在广场舞相关话题中，人们使用这两个词汇时，也夹带着各自的感情色彩和价值评判。
媒体总是热衷于追逐社会冲突和非典型事例，于是广场舞舞者在火车上、在高速公路上、在莫斯科红场上起舞的视频或图片，以及她们被攻击、被泼粪、被拘捕等报道，无一例外地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具备了超强的话题性，广场舞几乎成了吸引眼球的法宝。广场舞舞者于一种“缺席”的状况下被嘲弄、被消费，她们处于话语权的绝对弱势地位，这不公平。是的，在广场之外，围绕广场舞的另一场狂欢持续进行，某种程度上，“大妈”、“广场舞”等词语已经遭遇了公共舆论的娱乐化、污名化。在《南方人物周刊》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网络调查中，56%的人认为，“大妈”一词在现有社会语境下带有“可笑、奇葩”或“费解、不可理喻”的意味。 “错过这个时代，很难找到这帮人了。”
与喧嚣相比，深入的了解与理性的评判显得非常稀缺。何止学界，那些热衷于报道广场舞新闻、热衷于吐槽“大妈”的人，有几个愿意把广场舞舞者看作具体的人，去打量，去感知?
林语堂先生曾说：“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开始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
对于中国的中老年妇女而言，她们的生活乐趣、她们利用闲暇时光的方式、她们当下最喜欢做的事，无疑就是广场舞。为了看到这一代女性“内在的人”。与广场舞舞者交流，她们会把跳舞的意义描述得简单之极：为了健康和开心。在此之外，我们却感到广场舞有着更深层面的意蕴，涵盖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心理等方面，我们认为这并非过度解读。广场舞远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它的存在、发展、繁荣、困境，有着诸多历史性的根源和时代性的机缘。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则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了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凸显出他们在共和国历史中的实验班角色。形成了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一代人群体，他们堪称是当代社会的活化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假如你是一个生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年轻人，对于长辈的成长历程、内心世界所知几何?想要理解广场舞对一代女性意味着什么，显然不可能绕过她们的成长史。
在革命的旗帜下，这代人还是“祖国的花朵”的时候，幼小心灵已经被灌输大量的阶级斗争的奶汁，为了具备高尚而纯粹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他们不得不建立权威人格，不得不忽略个体意志，不得不压抑真实情感，过一种带有幻觉的人生，甚至真的相信自己的勇敢、忠诚与无私。
道德规范与真实人性多有背离，政治教化使得这种背离越发严重。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残缺的甚至是荒谬的，知识结构无从谈起，审美趣味和精神生活乏善可陈。他们自幼就爆发式地参与政治，之后历经了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国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每一次都“落在历史的凹陷处，被裹挟、被决定、被颠覆”，形成了特殊的“历史性格”——怀疑、求实、圆滑、理想主义，复杂而鲜明。
他们不为晚辈所理解，既缘于代际间的文化差异，也与这一代人的历史尤其是心灵史的“不为人知”有关。更大不幸是价值观的幻灭，它会造成内心深层次的不安定和无所适从，最终形成的，是他们的极端实用主义。心理学学者侯玉波在受访时谈到，一般的社会，基本价值观都是一致的，但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可能价值观的变化太大，好坏的标准不明确。
当这样命运跌宕的整整一代人，本身已经足够令人唏嘘了，可是他们还要额外承受这样一些现实——传统意义的家庭不复存在，熟人社会被迁徙破坏，人与人基本诚信匮乏，整个社会体系对老龄群体的“关爱”口惠而实不至。他们向谁倾诉自己的苦闷?中国式家庭以孝道压倒一切，代际之间鲜有内心的理解、包容与沟通，因此，中老年群体的灵魂处境也是被漠视的、“不为人知”的。
除了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其中的女性还承受着另一层面的痛苦。在青春岁月，她们穿着与男性几无差别的衣服，爱美之心被压抑，“不爱红妆爱武装”，性别特征被残酷地抹去，当各种禁忌一一打破，她们早已错过了最应该光彩照人的年代。
真的是非常难得，当广场舞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她们的生命似乎一瞬间被激活了。
别放过广场舞当中这样一些元素：广场、集体、扩音器、音乐风格、社交、围观、内部矛盾与对外矛盾，凡此种种，无不与前述提到的成长史、内心需求相呼应，我们可以从中洞悉一代人的内在命运、生活方式、思维逻辑、价值取向、心理特征……广场舞’的出现，以其所带有的群体性、娱乐性、社交性等特征的独特形式，有效地填补了这个社会与心灵的双重真空地带。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广场舞”算得上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了，不过，考虑到这一代女性的命运与处境，你会觉得一切都是理应如此、必然如此。另一方面，即使没有广场舞，想必她们也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生活形态——任何一代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存在感。某种意义上，广场舞是一代女性在巨大失落中的自救。
中国人，长衫马褂几千年，男耕女织几千年，唯我独尊几千年，然后轰隆一下，既有世界坍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了。一百多年来，每一代中国人其实都处于失重状态，但动荡最大的，非前面所述的一代莫属。他们的一生，就如同见证了两三个不同的时代，很难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黄勇军试图以“断裂感”去描述广场舞人群的身心境遇，他在论文《断裂时代的自我弥合：广场舞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中写道：“直至如今，近代以来就已经形成、并被改革开放所强化的强烈的社会转型，所带给当代中国人的冲击与阵痛，仍然未曾获得有效的消解与解决。广场舞的出现、存在、发展、繁荣与困境，极为直观地向我们展示出当代中国大众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试图消解自己所面临的严重的断裂感的，她们消解的方式，也体现出当代中国大众所残留的源自整体主义时代所形成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与生命态度。”在一个众人皆自顾不暇的社会，也只能自我弥合了。
那些舞者所代表的另一种情感也不该被忽略，姑且叫它幸福感吧——有了“文革”的遭遇，见识了政治上的、物质生活上的双重灾难，她们对于当下的物质、文化生活倍加珍视。对于这一代人而言，现世即天堂，她们对鲜艳服装、“新潮”音乐、欢快舞蹈的迷恋，就明显带有“时不我待”的意味。
广场舞在当代的兴盛，何止是一次自我弥合，我们甚至要说，它带有一代人自我解放的意味。
舞蹈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方式，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和群落，包括中国的一些民族，都具备能歌善舞的特征，当然，汉族注定不在其列。假如你有过去蒙古族、维族、藏族聚居区旅游的经历，或许遇到过这样的画面——来自内地的旅客得到一起起舞的邀请时，通常会推脱、扭捏一番，即使勉强登场，也每每手足无措。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儒家文化约束下，千百年间，在一种自我压抑的文化中，舞蹈远离了普通汉族人的娱乐与抒情。仅仅成为庙堂上的仪式感十足的表演，却远离了普通汉族人的娱乐与抒情。全球最大的族群，生命中承载太多的保守、压抑与内敛。
相对于这样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传统，广场舞难道不像是一次叛逆、一场日日上演的狂欢吗?
前苏联艺术评论家巴赫金曾提出著名的“狂欢理论”，他看重狂欢参与的自发性，“以民间方式组织起来的整体，外在于并违背它所处于其中的整个现存的强制性社会经济制度”，“没有舞台，没有脚灯，没有演员，没有观众……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种自由(任意)的形式。”巴赫金对狂欢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风靡全中国的广场舞。
广场舞当然有集体主义的痕迹，对于一生拘谨、局促、柔弱的中老年女性来说，还很难有勇气进行非常个性化的舞蹈表达，她们需要团队的形式，这才能以集体的形式表现自我。她们由广场舞而获得的个体意识的解放，是一种有限度的解放，但是，必须为她们起立鼓掌。想想吧，当一个大半生压抑自我的人，终于唤醒了生命里某些更真实、率性的成分，该是多么激动人心啊。
每一代人或每一阶层的人，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有的离现代文明规范距离远一些，有的则近一些。“不扰民”当然是一条底线，但除此之外，问题要复杂得多。在事关广场舞的争议中，群体焦虑、文化冲突、代际冲突是显著存在的，也是更需要去调和的。
关于广场舞的新闻，大多起于居民与舞者的权益之争，一旦置入公共生活的背景，争议的主体就悄然转换成年轻人与老人的代际冲突，至此，舆论就很难做到客观、平衡，“话语权掌握在年轻一代手里，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代际冲突语境中的老人形象或多或少都有‘为老不尊’的意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受访者表示，愿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广场舞中消耗过剩的精力，但他们还是从心里瞧不起这项活动。广场舞舞者的成长史，以物质匮乏、政治裹挟、集体主义为标志，而他们的下一辈，大体可以标记为独生子女、互联网思维、消费主义，历史上很少有哪两代人的差异，会大到如此地步。也许是这个国家赶路的步子迈得太大，代际间的矛盾总是大到让人错愕的程度，而他们之间的沟通，又总是无从谈起。
在心理学上，每一代人都需要通过否定上一辈来实现自我确认，但如果这种否定到了鄙夷与嘲弄的地步，显然就不是合适的分寸了。无论社会转型何等剧烈，上一辈人终究是我们的来处，是我们的母体，彼此在深层文化上不可分割。尤其别忘了，他们今天的“独特”，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宿命所塑造的。
在中国现代历史的曲折进程中，如果不抱偏见的话，在代与代之间的比较中，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后，被埋没的同龄人的基数比任何一代都高。媒体人彭晓芸也在一篇评论里写道：“了解‘广场舞’的时代背景，年轻人或许就能够对广场舞多一些体恤包容之心。在急遽变化的时代中，尤其是在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中，最为无所适从、最为饱受煎熬的，恐怕就是这批与原生熟人社会分离但观念上却又没有完全切割的老年人。”
广场舞舞者当然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即使不是因为跳舞，她们与其他族群也存在着价值观、行为逻辑、品味上的各种冲突。但是，广场舞在国内成为非议与嘲弄的焦点，甚至“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样的说法大行其道，还是暴露了当下社会文化中的问题。中国互联网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吐槽”盛行，对于非我族类的过分否定，事实上是内心焦虑的一种体现。在焦虑这一点上，当代中国人虽各具特色，但也都“病”得不轻。《新周刊》最近的封面专题就表明这样的观点：迷恋广场舞是中老年排解孤独与焦虑的体现，迷恋自拍的年轻人何尝不是?
因为在纽约日落公园违反规定，一位广场舞领舞曾被警方控制并传唤，此事在华文媒体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人们没有兴趣了解故事的后续——跳广场舞的中国女性，事实上已经改变了纽约日落公园的生态，在完成了细致的采访后，我们的特约小编郑惠文发现，“大妈”没有为自己争取什么，或者说她们也不知道如何争取，却依然可以自由地继续按照自己的既有模式跳舞。比起舞者所作的微小调整(适当控制音乐的音量)，公园管理者和附近居民的让步显然更大一些，在此范例中，美国文化呈现着它的包容性。
法国世界杯有一首著名的主题曲，《我踢球你介意吗》，比起人们对广场舞的介意程度，踢球实在不算个事儿。无论舞者还是旁观者，如何恰当地对待突然闯入生活的无法停歇的“红舞鞋”，在未来若干年都将是值得玩味的课题。(张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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