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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揽子方案中,业内普遍认为最能体现改革思路的在于“并轨制”,即未来可能将在缴费主体、统账模式上,实现城镇职工和事业单位人员两套社保体系形态“趋同”,也就意味着,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或将颠覆。
有统计显示,在“双轨制”模式下,我国养老金的替代率两极分化的情况较为严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养老保险的替代率高达80%,而企业员工的养老保险(放心保)替代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55%的国际标准。此外,现行的管理运营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养老金收益。财经评论员张彬曾表示,我国养老金年均收益率不到2%,2001年至2011年,我国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2.47%,养老金此间损失大约为6000亿元。
“这样的改革设计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这几年,关于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改革做了很多试点,大多都是不了了之,因为这涉及到利益群体之间的问题。”王国军表示,“总体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养老制度并轨,符合统账结合的模式。”
据了解,根据现行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职工退休后养老金的发放主要参考其缴费年限长短和个人账户缴费额多少来确定,而多数事业单位则实行财政支持的现收现付制度。
未来,一旦改革方案尘埃落定,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改革也将参照前述模式,使基本养老金待遇挂钩缴费长短和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将对事业单位人员参保形成激励机制。
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延迟退休和以房养老等设计方案的提出,破解养老困似乎正在从多个层次走向纵深。
创新需适合国情
以房养老的热议来自于国务院上月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该份意见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这是我国政府部门首次明确提出以房养老模式。
对于以房养老,银河证券研究部孙建波将其理解为,老人把已经付清贷款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金融机构通过数据统计和精算,综合考虑房主的年龄、预期寿命、房产若干年后的价值等因素,定期发放给房主一定数额养老金,房主去世后,房产归金融机构所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是一种金融产品,或者说,与以往的养老模式相比,这次与老年人“对接”的,不再是社保局等政府部门,而是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对于这种模式的优势,国内以房养老的最早提出者孟晓苏有过这样的解释,如果老人有自己的房子,并有开发自有房子的商业价值的意愿,那么,把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每月支付养老金,这种以房养老模式就值得选择,这比起靠低保不够花、留着租或者卖又有钱不敢花,收益不言而喻。
然而,由于其中带有一些商业化运作的色彩,这种“反向抵押”政策一经发布,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为此,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曾公开表示,“在政府兜底的基础上,以房养老只是市场化运作的一种高端化服务,是自愿的、自主选择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以房养老的模式并不罕见,其集金融资产和配套服务于一身的优势更让该模式在很多发达国家取得成功。但如同接受任何新事物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以房养老亦不例外,毕竟,我们习惯于将养老视为责任和义务,而让老年人依靠抵押房产获得生活来源,则很难过得去“心理”那关。
此外,孙建波还列举了一些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以房养老最大的阻扰是老人们的犹豫性。面对形形色色以房养老的金融保险模式,大部分老年人会雾里看花,望而生畏;其次,以房养老的出发点和国人传统住房文化中的“安全感”理念有点相悖;再次,一套房子被抵押给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能换来一笔不菲的资金,然而和这笔大数目相配套的养老公寓、养老院,其数量是否足够呢?最后,儿女亲友的意愿与看法、对市场规则不熟悉、不了解,害怕上当受骗带来的不安全感等,无疑将影响以房养老的实施。
同样引发非议的还有延迟退休。8月,清华大学公布了一份养老金顶层设计方案,其中延迟退休年龄至60至65岁的建议受到各方质疑。由于未能达成共识,业内认为,延迟退休影响面积太大,目前我国尚不具备推行该政策的条件。
“在很多老龄化国家,延迟退休是比较流行的做法,比如日本早已着手去做,但在国内,我并不建议过早地采用这种方式,因为强制性的延长退休很不人性。”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丛屹表示,“我认为比较稳妥的方式是弹性退休,需要制定一些细化的办法,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王国军也有类似的观点:“很多专家对于延迟退休这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一是牵涉到太多人的利益,二是众口难调。可能有些群体希望工作时间更长一些,因为退休以后仍还觉得自己精力充沛,但有些人工作比较辛苦,希望早点退休或者维持不变。”王国军表示,“可能各种方案都会点燃大众的情绪,不同的声音肯定会有,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根据不同行业、不同职业推行弹性退休,否则会由于伤及很大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导致一个很好的政策无法执行”。
就此而言,在上述一揽子政策中,似乎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破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创新也好,非议也罢,养老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重视的关键时刻。
破题的紧迫性
紧迫性来即自人口拐点,也来自于养老金账户的收不抵支。
按照国金证券(600109,股吧)的测算,在维持现有生育政策的前提下,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将在2014年达到峰值,总抚养比将从2014年之后开始趋势性上升,2012 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 年将突破3亿。与此同时,《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城镇职工养老金收不抵支省份达14个,收支缺口达767亿元,2011年底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额达2.2万亿,继2007年突破万亿大关后,又快速突破2万亿大关。
然而,与严峻的形势相比,我国的养老产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目前养老产业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还很不成体系。”丛屹表示,“这里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一是我国在2000年以后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难题;二是在制度和政策方面,我们没有未雨绸缪地把体系建立起来,比如养老产业的补贴应该怎么做,社会资本发展的多元化方式应该如何扶持,这些都还没有缜密的考虑,所以现在养老产业的发展依旧没有成功的模式,还是处在探索的阶段。”
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人口发展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正因此,我国的养老产业蕴含着巨大潜力。根据国家老龄委的数据,2010年中国老年人市场的年需求达到1万亿元,预计2050年左右将达到5万亿元。而目前中国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不足1000亿元,供需之间存在巨大商机,到2030年我国养老产业规模有望达到20万亿元以上。
但是,面对“井喷”式需求,如何推动养老产业的快速发展,似乎也并非易事。“比如养老地产现在是保险公司在做,但进行得都比较困难,特别是保险公司来做地产,其中还有一些诚信的问题。”王国军表示,“未来,细化政策逐步落实对于缓解养老压力、提高退休后的生活水平都将产生好的效果,也将带动养老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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