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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此前一天的10月12日，是国家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后的首个法定“老年节”，当天，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首届老年节研讨会。会上公布的有关我国老人和老年问题现状的一系列数据，理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据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2亿，并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长，到2033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虽然我国已实现养老保障制度的全覆盖，但水平偏低，2010年，约有40.7%的老年人仍靠家庭供养，只有约24%的老人能够依靠养老金生活；相应地，全国平均有高达43.3%的老人认为自己是“家庭的负担”，这说明相当大比例的老人对晚年生活缺乏信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少老人心情悲凉，让后辈难以释怀。
养老问题说复杂，牵涉到各个方面，说简单，基本上就两块内容，一是收入保障，二是服务保障。所谓“收入保障”就是老了失去劳动能力之后，谁来养的问题。人老了，干不动，收入自然减少，养不活自己了，这是自然规律。服务保障则是自己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了，谁来照顾的问题。由于社会进步，营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均预期寿命越来越高，老人在失去劳动力之后的存活时间也越来越长，这时，两个保障问题就会结伴出现，让老人独自无法应对。
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养老是主要方式，今天却已很难做到。要靠家庭养老，必须多生育子女，儿子更要多多益善，但现今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在“四二一”家庭结构下，无论经济上供养，还是生活上照料，子女有心无力的情形比比皆是。没有制度层面的保障，家庭独木难支，老人何来“夕阳无限好”之欣欣然？
家庭不足以养老，自然要求国家在养老保障中承担起首要责任，这是人大制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根本缘由。但从现实来看，由于我国的老龄化首先是严厉控制人口增长的伴生结果，而不是经济社会发展之后自然出现的，因此表现出强烈的“未富先老”特征。在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要求更加迫切的情况下，财政对养老保障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老年人首先把自己看做“家庭的负担”，而没有看做“国家的负担”，是值得深思的。
但不少老人仍把家庭置于养老责任的首位，并不能免除国家的责任。首先，这一辈老人曾同新生的共和国同甘共苦，他们长时期拿低工资，经受了各种灾难，响应了国家的人口政策，现在他们老了，难以照顾自己，国家理应承担对他们的道义责任。
其次，国民有生存权利。在自身能力不足，家庭确有困难的时候，给予他们支持和照顾，确保他们享受不失尊严的晚年生活，是国家法定的责任，不可推诿。
再次，虽然是“未富先老”，但经过30多年持续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社会还是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无论直接从国库积余中拨付，变卖部分国有资产，还是将国企利润尤其是国有银行利润，按比例划拨一部分用于国民的养老保障，仅从财务上看，并不存在太大的困难。就政府财政状况而言，中国绝对没有到了像某些专家提议的那样，非得老人自行解决养老问题的地步，无论延迟退休、推迟领取养老金还是“以房养老”，种种动议都混淆了老人个体能力与国家养老责任。
最后，在国家财力之外，民间也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力，只是分布并不均衡。国家完全可通过多种政策工具，动员社会资源投入养老失业。从以政策补贴，引导婚后夫妇同一方老人同住，提供必要照料，到开放养老市场，引导民间资金投资养老产品，兴办养老机构；从普遍发放老人服务补贴，激活社区居家养老，到鼓励公益机构建立面向老人的公益基金；从制定各项涉老法律，到维护老人在市场上和公益领域的合法权益，诸多事宜都可由国家出面，但不一定由政府直接操办。根据国际经验，多管齐下，各方协同，可对养老事业的持续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多管齐下，各方协同，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老龄化难题。让老人不再哀叹自己只是一个负担，是所有或迟或早也会老去的国人的责任，在这方面，国家的责任不可或缺。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早报特约评论员 顾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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