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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养老”这样的实践和探索,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群众基础的。既然它能呼应某些社会需求,就应该允许探索和试点,但切忌过早就进入大规模的实施。
养老不只是老年人自己的事,它有赖于政府与老年人之间、政府与家庭之间、政府与金融机构和社会性养老服务机构之间的共同合作与合理分担。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宾:任远(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解放观点:继北京、深圳之后,近日,南京也将试点 “以房养老”写入当地老龄事业 “十二五”规划。由于此前各种与 “以房养老”相关的举措大多给人以“雷声大,雨点小”的印象,此番各地先后开始鼓励此类尝试,有何现实意义?
任远:如今被广泛讨论的 “以房养老”,或者说 “倒按揭”,是一种以老年住房为杠杆的金融产品。通过它,老年人口可以将自己的住房资产化利用,为老年生活提供支持、增进福利。当前 “以房养老”难以广泛推行,说明这项实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限制性。
“以房养老”之所以可能成功,是要以老年人手中掌握着可以折换为货币资产的住房为基础的。有了这笔资金之后,老年人就有了更强的支付能力,可以购买更好、更专业的养老服务,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因此,“以房养老”的实质,就是提高老年人对于老年服务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但事实上,在现阶段的我国,拥有房产的老年人大多也是已经具备养老服务支付能力的人群。而那些有比较迫切的融资需求的老年人口,大多是没有自有住房或者对其住房没有处分权的老年人。与前者相比,后者才是当前中国老龄人口中的大多数。这样一来,真正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尝试 “以房养老”的群体实际上相当有限。
也就是说,只要不符合 “有房养老”这一前提, “以房养老”恐怕就很难大面积地推行下去。再加上,现在有不少老年人的住房是为子女购买,或者和子女同住。以房养老以后,子女的居住问题又突显了出来。我国住房改革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才在各大城市得到推进,多数老年人所拥有的房产并非商品房,难以进行市场化和金融化操作。
解放观点:不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如今对 “以房养老”持保留态度的人占大多数,关于 “以房养老”操作起来需要突破哪些障碍的讨论却一直挺热闹。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任远:为什么人们重视讨论 “以房养老”?重要的并不在于大家关心 “如何用房子来养老”,而在于社会老龄化后,老年人口对更高质量的社会型、专业型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有鉴于此,那些在未来可以提升自己购买养老服务能力的种种可能,也就成了中老年人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也说明,当前老年人支付能力总体上是匮乏的,也折射出老年人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一社会现实。而不是说, “以房养老”已在很大程度上为群众所接受。
所以,如今有些城市在地方性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及 “以房养老”,与其说他们有意为提高公众对 “以房养老”的认知基础铺路,不如说是意识到了应当呼应的社会需求。当然,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众多可选方案中的一种, “以房养老”是值得开展一些探索和试点的,但切忌过早就进入大规模的实施。
解放观点:此前,观念上的障碍,被认为是继金融风险、法律风险之后阻碍公众接受 “以房养老”最重要的一道坎。比如,至今在很多老年人的心中,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 “卖掉房子还是传给儿女”,也让曾深信 “养儿防老”的他们颇为头痛。您怎么看?
任远:老年人将房子作为不动产传给子孙的文化确实是存在的。不过我个人倒是认为,决定个人行为选择的,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个人自身的理性选择和客观需求,而且观念本身也会变化。
一段时间以来,当一些养老金不高、财富积累也比较单薄的老年人,看到房产调控政策并未松动、未来房价大涨趋势不再,他们已开始转变自身观念,针对自己的需求主动探索,以期改善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比如,有的卖了房子,转而去租楼层更低、更方便出行、周边配套更周全、离儿女孙辈更近的房;有的则出租自家房屋,去住从硬件到软件都更好更齐全的养老院。
以上两种 “以房养老”的生活设计与作为金融产品的 “倒按揭”有着本质区别,但至少可以看出,虽然作为金融产品的 “倒按揭”,与迫切需要提高养老支付能力的老年群体之间存在错位,很难大面积推行,但大家希望通过资产运作提升自身养老能力的需求是实实在在的。由此看来,允许将住房资产货币化,能使老年人口有更多选择。 “以房养老”这样的实践和探索,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群众基础的。既然它能呼应某些社会需求,就应该允许探索和试点。
解放观点:考虑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住房都将是中国老年人最重要的一笔物质资产,如今被作为一项 “养老新选择”提出的 “以房养老”,将面临哪些关键挑战?
任远:我不太赞成将 “以房养老”提高到 “养老新选择”这样的高度,这样的表述具有很强的鼓励性和提倡性。
“以房养老”作为一种以提高养老支付能力为目的的金融产品,是存在风险的。而且,这种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捆绑在一起。不管按照怎样的方式进行 “倒按揭”设计,金融部门和老年人口群体都不得不共同承担风险。由此可能产生银行坏账,也可能给选择这种融资手段的老年人带来直接的利益损失。再则,与一般的抵押贷款不同,金融部门 “倒按揭”老年房产,很难指望老年人口或者其子女再将房产产权购买回去。而一旦住房被 “倒按揭”给金融部门,老年人就不得不先做好最终不再购回房产的打算。可见, “以房养老”的金融产品,天然地具有营利性,但更应强调的,恰恰是其 “助益于养老服务”的公益性。保障老年人的利益在其住房资产被货币化的过程中不受损失,是必须被严守的一条底线。通过 “以房养老”,真正提升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支付和购买能力、增进其整体福祉,则是这项养老选择赖以长远立足的根本。
更应说明的是,养老不只是老年人自己的事,也不只是老年人家庭的事,它有赖于政府与老年人之间、政府与家庭之间、政府与金融机构和社会性养老服务机构之间的共同合作与合理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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