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发展与长期资本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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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以来都把养老保险制度视为社会的“稳定器”。 从今年6月初开始,关于我国养老金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报道与探讨，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今天，《养老金通论》和《养老金帝国》系列丛书的作者，中国人寿(601628,股吧)养老保险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刘云龙博士做客《理论前沿》，就养老金发展、长期资本战略等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养老金发展起源于财丁矛盾

　　记者：养老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养老金是养老所必须的。请您介绍一下养老金的发展起源。

　　刘云龙：人口与资本是理解世界发展变化的一把金钥匙。可以用“丁与财”来概括，用“阴阳学说”来解读：丁是阴，财是阳，丁生财，财养丁；丁少则财弱，即为凯恩斯所言的“有效需求不足”现象；丁多则财旺，即为人口红利现象；丁过多则伤财，即为人口大爆炸、“低收入陷阱”现象；财过多则伤丁，即为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财丁矛盾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基础。财丁两旺，构成了国家、社会、家庭发展的相对比较优势；财丁难以两旺，代表了人口发展与财富积累的内在矛盾，同时也演绎了财富结构和资本结构的裂变——从土地到产业资本，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长期资本从金融资本中裂变而生。

　　农业社会中的财丁矛盾表现为人地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导致改朝换代的“周期律”现象——皇朝初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导致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皇朝中期，由于人口持续增加，导致土地兼并；皇朝末期，人地矛盾愈演愈烈，结果改朝换代。农业社会的财富代表是人口与土地；正如曾子在《大学》中所言：“有德斯有人，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讲述的就是这个道理。养儿防老是农业社会的主要养老方式。

　　工业社会初期，财丁矛盾表现为：工人与机器的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政府与市场的矛盾。货币资本超越土地，成为社会财富的代表，出现了财富结构的第一次大裂变。于是，农场主、庄园主向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船运大王进行权力转移。1889年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标着政府对国民养老进行干预和保护。

　　工业社会中后期，人口增长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工业化、自由贸易，推动了经济增长；货币化、金融化、证券化，推动了金融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推动了社会发展。于是，金融资本超越产业资本，完成了财富结构的第二次大裂变。钢铁、石油、铁路、船运业，向银行、保险、信托、证券业进行权力转移。

　　现代社会，财丁矛盾表现为“财丁难以两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极现象：一端是人口老龄化汹涌澎湃，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8世纪末的30岁提高到19世纪末的40岁、20世纪末的67岁；生育率越来越低，少子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另一端是养老金资产日积月累，养老基金超越银行资产。前者是人口结构的转变，后者是金融结构的变迁，连接两端的桥梁是养老金制度变迁和养老基金发展。

　　养老基金发展改变金融结构

　　记者：全球养老金制度经历了哪些变迁？养老金制结构与金融结构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刘云龙：1969年，经济学家戈德斯密斯将金融结构区分为“市场主导型”和“中介主导型”两大类，前者为英美模式，后者为日德模式。他不但开创了金融结构研究的先河，而且引发了巨大的争辩：首先是“金融结构优劣论”之争。其次是“金融结构决定论”之争。以拉·波特为代表的“金融法律观”认为：金融结构主导模式的选择，取决于该国法律对债权和股权的权利保护差异。以默顿和博迪为代表的“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结构的形式和内容都可变，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相对稳定。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认为，经济发展是经济活动与金融活动不断融合、金融总量增长和金融结构变迁的过程。

　　在《养老金通论》中，我们对31个OECD国家1980~200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养老金资产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银行资产与股票市值的比重将降低0.15~0.3个百分点，银行信贷与股市交易额的比重将降低0.2~0.4个百分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不能把“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作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标志，也不能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市场主导型”将必然取代“银行主导型”；法律环境和投资者保护，对经济和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金融结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提高对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水平，将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发展，从而推动金融结构变迁；德国和美国养老金制度差异、养老基金发展差异，导致金融结构差异达到37.79%。

　　我认为，金融结构和养老金制结构，都有美英模式与日德模式之分。两者相伴而行，相互重叠。可以说，金融结构差异的背后有一座养老金分水岭。

　　全球养老金制度变迁可以概括为：从养老金治国到养老金误国，再到养老金革命。养老金治国，肇始于德国。二战之后，以英国《贝弗里奇报告》为开端，欧洲国家拉开建设“福利社会”的大幕。于是国内劳资关系顿时和谐，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社会发展欣欣向荣，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尽享“养老金之治”、“养老金盛世”。

　　用社会保障模式替代“养儿防老”模式，把国民养老问题从家庭内部的微观问题和局部问题，提升到通过国家和社会力量来共同解决的宏观问题和社会问题，是工业社会的一大制度发明和伟大创造。它标志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终结，有助于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福利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于是，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宏观管理、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与社会保障制度一起，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但是，欧洲“福利社会”的好景不长。由于“财丁不能两旺”的魔咒，在社会财富增长的过程中老龄化浪潮汹涌澎湃。“福利社会”模式成为英国、法国、瑞典等欧洲国家的“集体噩梦”，“养老金治国”变成了“养老金误国”。

　　二十世纪80年代，全球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养老金改革浪潮，可以概括为参数式改革、筹资模式改革、结构性改革。是否建立基金积累制，是否大力发展私人养老金制度，成为美英模式和日德模式最主要的制度发展差异。

　　于是，把养老金制度从被动的财政制度转变成进取的金融制度，从简单的消费性制度安排转变成复杂的生产性制度安排，从作为再分配手段的“切蛋糕”模式转变成创造财富的“做大蛋糕”的模式，把“养老的负担”转变成“养老的礼物”，把本国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在国内解决”转变成“在全球解决”，“由企业承担”转变为“由金融市场来承担”，美英两国做到了，日德两国至今还在犹豫。

　　一句话，养老金制度变迁不但需要布局谋篇，而且可以巧夺天工。

　　养老基金发展成为国家战略

　　记者：美英在上世纪实施了以养老金发展为起点的长期资本战略，创造了“养老金强国奇迹”，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刘云龙：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总统在美国实施了“长期资本战略”、“美国强大战略”（即强大的美元、强大的美军、强大的华尔街、强大的技术），前者是后者的战略基础。两大战略的实施，不但帮助美国走出“滞涨”困境，而且推动华尔街强势发展。

　　自1935年以来，美国社保基金100%投资于美国国债，2011年美国社保基金持有美国国债的比重在20%左右，为第一大机构持有者，成为美国国债市场的奠基石；美国道琼斯指数在此后的25年间上涨14倍，从1982年的1000点上涨到2007年最高的14198点，期间美国GDP增长了4.0倍。值得指出的是，从1964年到1981年的17年间，美国GDP增长了4.5倍，但是道琼斯指数只增长了1个点，从875点增长到876点；纳斯达克市场从最低的54点上涨到最高的5100点，上涨幅度近100倍，与养老金入市密不可分；美国风险资本市场的主要资金供给者就是养老基金，曾经占比超过60%，目前在45%左右。可见，正是养老金的日积月累，推动了美国债市和股市的水涨船高；正是因为用养老金来奠基华尔街，反而吸引了全球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于是，资本形成不足的美国反而成为全球资本最丰富的国家。

　　同期，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养老金革命”和“金融革命”，几乎同样采取“长期资本战略”。英国不但走出“英国病”困境，而且顺利实现从“工业立国”、“贸易立国”到“金融立国”的战略转型。伦敦金融城也因此再度繁荣，成为与华尔街齐名的全球金融中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英国金融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

　　英美等国实施养老金发展战略的启示在于：

　　第一，金融体系的基础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好比是一片河海，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不同性质的资金、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畅游其中，有利于提高效率和对冲风险。庞大的养老金进入金融市场，使得金融市场由浅海变成了深海。

　　第二，金融市场的基础是长期资本。目前，不少人士把流动性、货币化当成金融市场发展的大路，其实是偏离了正道，日本就是被这种观点所误导。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拼命地成为全球货币大国、流动性大国，不到10年的时间，日本就遭遇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沉重打击，出现了“逝去的二十年”现象。

　　第三，长期资本是金融强国的地基。以养老金与保险资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是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是保险业、证券业、基金业、信托业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是美国华尔街、英国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地基和金融长城。培育长期资本，为金融市场浇筑“钢筋混凝土”，正是为金融强国建设打地基。

　　养老基金发展开创了全民参与、全民分享的“养老基金时代”，养老基金通过债券、基金、股票、房地产投资，通过直接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对冲基金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纷纷成为上市和未上市企业的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推动了金融结构的变迁，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完成了从“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时代”到“养老基金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跳跃和迈进。

　　中国长期资本战略的实施

　　记者：请谈谈您对中国实施长期资本战略的设想。

　　刘云龙：我在《养老金帝国》系列著作中，对我国长期资本战略的内涵和外延、目标设定和组织实施，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长期资本战略的内涵是：将我国当前的人口红利转化为未来的养老金红利，实现养老金体系可持续发展，实现金融结构和融资结构的改变，实现养老金发展、金融发展、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长期资本战略的外延是：以长期资本为纲，构建全球向中国直接融资的经济新秩序，推动大国建设，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避免“老龄化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高福利陷阱”，在全球老龄化时代发展出我国新的相对比较优势，新的全球竞争力。

　　长期资本战略的目标设定是：第一，到203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全球养老金大国，届时养老金总资产将达到79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0%左右提高到47.3%左右。第二，到203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届时养老金和保险资金总规模将达到105万亿元人民币，对应的股市和债市的融资规模将达到210万亿元人民币，至少要比2011年扩大5倍。第三，到203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从目前的GDP大国、贸易大国、债权大国、流动性大国，进一步发展成为养老金大国、金融大国，届时财富大国、消费大国、制造业强国、经济强国的发展目标也将同步实现。

　　为此，我一直在呼吁和建议：

　　第一，成立“国务院长期资本发展办公室”，具体负责规划、指导、实施长期资本战略。适当的时候成立“中国养老金监管委员会”，实现统一监管、专业监管，确保养老金发展的长治久安。

　　第二，尽快出台针对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投资政策，鼓励雇主建立和个人参与各类养老金计划；进一步加大国有股划拨力度，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做实个人账户，补足养老金缺口；提高统筹层次，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的集中管理，提高投资收益。

　　第三，尽快出台《退休收入保障法》，保障老年经济安全；适当的时候出台《养老金监管法》，实现对养老金发展的依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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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龙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寿养老保险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北京工商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财政制度学、养老金融学，是我国“民主财政”、“养老金融学”、“长期资本战略”的倡导者，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建设的参与者，是在财政学和金融学两个领域从事过博士后研究的青年经济学家。参加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资助的多项课题，在《管理世界》、《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过30多篇学术论文，代表作为《民主机制与民主财政》、《养老金通论》、《养老金帝国》（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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