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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如何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考验着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智慧。
由于牵涉面甚广，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总能触动各方敏感的神经。尽管诸多国家均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但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衔接
在马年春节，“马上体”可谓最火的祝福语。而当人们如此集中地表达出“马上”改变的诸多希望时，有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放心保）（下称：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下称：城居保）要合并的消息也于春节长假后的第一天流传开来。
这一次并非网络传闻，而是来自当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尽管之前一些省份已经率先实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轨”，但此番决定显然意在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消息公布后，各方热议不断。“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有受访专家对记者表示，此举是建立适合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的养老体系，尽快消除体制和机制上障碍的一个战略拐点。理由是，“并轨”将缩小保障水平的城乡差异，消除养老保险“双轨制”的城乡分割，改善养老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对流动人口养老保障不平等，为推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搭建升级阶梯。
不过在一些人“叫好”的同时，也不乏悲观的论调：养老保险“并轨”仅仅迈出最容易一步。
张熠是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系讲师，长期从事社会保障理论、养老金经济学和金融学等研究。面对“新农保”和“城居保”并轨，他并不意外，“两者在最初制度设计上就是统一的，已经为并轨留好了接口。而且，前几年户籍改革取得的进步已经为这项改革铺平了道路，改革水到渠成。”尽管认为这可以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张熠对新金融记者坦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2009年，在遵循“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原则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启动。根据当时的试点办法，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支付终身。其中，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于长期缴费的农村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支出。尴尬的是，自2009年试点以来，“新农保”也一直未能摆脱待遇低等问题，不少参保者认为无法满足自身生活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王桥认为，在落实新的政策过程中，如何让“新农保”和“城居保”顺畅衔接合并、如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投入等，需要政府总结经验，积极稳妥地探索，提出具体办法，注重保障公平，提高社会养老资源利用效率，逐步改善参加“新农保”人群的待遇。
公平
采访中，“公平”一词多次为王桥所强调。在她看来，当下养老保险公平性目标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制度设计多元化的问题，特别是不同群体，户籍身份不同、就业岗位不同，对应的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不同，享受的养老保障待遇差距较大，不能体现每一个公民公平地享有社会保障权利的要求。
根据201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来看，企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办法则由国务院规定。事实上，围绕当下“碎片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仅是城乡二元的“双轨制”，而是“四轨”、甚至是“十轨制”的问题，复杂性可见一斑。目前来看，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养老保险差距问题更为突出。
去年11月，人社部官员在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时强调，要从政治高度来认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大意义。在他看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保险问题。
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政府也不可谓不重视。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曾明确提出，积极探索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此后的2008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配套推进。按照《试点方案》，试点地区要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施新的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建立职业年金制度，逐步实行省级统筹等。
不过时至今日，此项改革进展仍十分缓慢。去年6月，张熠对新金融记者表示，由于改革没有补偿机制，这让大家觉得不踏实。另外，事业单位和一般企业有很大差别，公务员不改也是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今年2月，张熠又对记者谈及这一问题。“基本养老金制度应该并轨，待遇也可以适度降低，但待遇无须趋同。”在张熠看来，在基本养老金并轨的同时，给机关事业单位员工补充一个职业年金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职业年金如何设计、筹资、过渡仍然有许多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他认为，应该从包括工资在内的整个薪酬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能仅仅盯住养老金。
不少学者也认为，“并轨”不等于将机关事业单位简单地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是可以采取同一制度但分别管理与经办。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要解决企业职工养老权益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差别问题，真正实现缴费义务平等、制度结构相同、待遇计发办法一致，而是否将制度运行合并为一体，还要看财政体制等具体情况及管理效率提升的需要。
压力
近年来，伴随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转轨，养老保险也逐渐显现出诸多问题，比如个人账户空账、巨额隐性债务等。
去年6月，南京财经大学一位学者曾对我国隐性债务进行了测算。
“在人口结构还相对年轻的现在，三个劳动年龄的人缴纳的养老金用于支付一个老人的退休金；但到2050年，由于抚养率的大幅上升，大约只有一个劳动年龄的人的缴费来支付一个老人的退休金，如果还要保持目前的养老金覆盖率，肯定就会出现很大的收支缺口。”他称。
当然，伴随科技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也在稳步提高。而在平均寿命提高、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老年人退休后的余寿不断增加，势必造成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的年数的增加，这也会给养老金发放带来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隐性债务的逐渐显性化，目前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已经日渐突出。去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增幅正在放缓，22个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速下滑。同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继续扩大，超过2.6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未来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受访专家认为，由于制度转轨而形成的隐形债务问题，本质上是政府的历史欠账。“不应该只是被动地等到隐形债务显化后，通过挪用个人账户资金或者以补贴的方式去偿还，这样会给财政支出造成越来越大的负担。”
尽管挪用个人账户资金可以缓解当期养老金支付压力，但持续挪用不仅严重影响养老保险金的投资与保值增值，而且还会引发社会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质疑，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建立部分积累制度后，由于公共养老金改革的转轨成本问题没有解决，各地出现了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情况，成了实质上的“名义账户制”。
张熠认为，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意味着年轻人的缴费需要进入个人账户积累，而不能用于支付退休者养老金，但用于支付退休者养老金的钱从哪里来呢？这就是一个转型成本的问题。
“任何进行类似改革的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智利和澳大利亚曾采用出售国有资产的办法来解决转型成本。”张熠称。
不过，一些学者也建议，政府应主动承担起隐性债务的偿还责任，对每年的显化规模做出精确测算，并列入每年的财政预算，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解决。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说法，未来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
而在张熠看来，做实个人账户后，基金如何管理也是一大难题，“如何让投资回报使退休者得到足够稳定的养老金，中国金融市场能够承担这项使命吗？”
“我国储蓄率高，金融市场欠发达，短期内做实个人账户一定要审慎，应以培育外部环境为主。另外，适度紧缩公共部门养老金和调整退休年龄也是必要的改革，但改革速度不宜太快。”张熠称。
支柱
养老保险体系承载着反老年贫困、共同保险、收入分配和强制储蓄等目标，但单一支柱无法同时达到多个目标。由此，张熠认为，我国应积极发展针对企业职工的企业年金以及针对公职人员的职业年金等。
据王桥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显现的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影响下，当时以现收现付模式为主的养老金制度面临财务平衡难以持续，老年人基本生活难以保障的困境。就此，世界银行提出了“三支柱”养老金改革模式。然而通过对一些国家采取“三支柱”改革的研究，发现由于机会成本、收入状况等原因，贫困者未能加入政府的养老金计划，导致养老保障体系覆盖率的下降。
同时，在“三支柱”模式下，仅工作稳定的劳动者才能得到较高的给付，就业不稳定的工人则可能面临年金给付不足的情况，扩大了收入差距。经过多年的争论，世界银行反思“三支柱”模式的缺陷认为需要深入探讨养老金改革的策略选择。此后的2005年，世界银行又提出了“五支柱”的改革思想，核心是在原有“三支柱”的基础上，增加了“零支柱”和“第四支柱”。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对此也有所研究。据他称，所谓的“五支柱”分别是，提供最低水平保障的非缴费型“零支柱”、与本人收入水平挂钩的缴费型“第一支柱”、不同形式的个人储蓄账户性质的强制性“第二支柱”、灵活多样的雇主发起的自愿性“第三支柱”、建立家庭成员之间或代际之间非正规保障形式的所谓“第四支柱”。
在基本养老金并轨的同时，给机关事业单位员工补充一个职业年金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职业年金如何设计、筹资、过渡仍然有许多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在王桥看来，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具有明显的优势。比如，在多支柱体系中，以低收入者和非正式就业者为目标群体，弥补“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对低收入群体覆盖不足的缺陷。此外，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与现有制度的衔接，保留了现有制度的基本经验，减少了改革成本。
然而针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张熠则提出了“权益改革”的思路。他告诉新金融记者，所谓“权益改革”就是不盲目转向积累型个人账户计划，而是将社会已有的财富用于社会保障，比如通过税收激励将个人储蓄转化为养老储蓄，利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将外汇储备基金部分改造成主权养老基金等。
张熠认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参数改革和管理改革中的缴费管理，在我国尚有部分可为之处，而系统性改革和投资管理改革，还不太适用于我国当下的经济、金融状况。
动向
按照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所设定的时间表，2014年1月1日起全国将实行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递延纳税政策。
通知规定，企业和事业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办法和标准，为在本单位任职或者受雇的全体职工缴付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在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个人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缴付的年金个人缴费部分，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4%标准内的部分，暂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实际上，此举实际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新的缴税规定出台后，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我国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规模较小，前端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将激励企业建立年金制度，企业年金规模可能会出现迅速扩大的情况，并且将推动企业年金委托投资规模。
然而也有保险专家对此并不认同。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认为，该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延税政策实际的影响并不会很大。据他介绍，目前购买企业年金的主要是央企、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以及少量的外资企业。而购买职业年金保险的主要是一些事务所以及事业单位。
相比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税收递延型政策，郝演苏更加关心上海个税递延养老保险试点的进展情况。
所谓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是指所缴纳的保险金在一定比例之内，可以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有别于目前个人收入纳税后才缴纳保险金的做法。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个人年金实行税收优惠是普遍做法，旨在鼓励居民主动投保养老险，增强自我养老保障水平。
分析人士称，如果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试行，将对改变养老产业格局具有积极意义，“使居民转变固有退休后依赖政府的思路，让其更周密地考虑自己未来退休后的收入和生活问题。”
养老保险相关政策法规一览
195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1955年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
1958年
《关于工人、职工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
1991年
《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1997年
《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2008年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2009年
《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201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011年
《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2013年
《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4年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无忧保的快速发展，是中国3亿无法正常缴纳社保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也是政府的“互联网+人社”的一次大胆尝试。 小编有话说：谢谢这么优秀的你来看文章，有什么想对小编说的尽管来吧，大家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欢迎大家踊跃发表疑问，欢迎吐槽，社保生态圈群：24806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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