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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评论员)
朱昌俊
(《华西都市报》评论员)
马想斌
(《华商报》评论员)
陈 方
(本报评论员)
画外音
要情绪的出口还是要真相的呈现？
陈方：“安徽女大学生扶老人”这个事情真可谓一波三折。起先，女大学生袁某自称扶摔倒老人被讹，并在微博上寻找目击者证清白。直到警方认定老太确实被碰到，真相才见端倪。剧情逆转一番现在又接着逆转，女大学生袁某在微博发表声明称，对警方调查申请了复核，并以6个犀利的反问为自己辩解。
在这个事情上，舆情似乎也像墙头草，一开始是同情女学生抨击老人，剧情逆转后又开始同情老人，现在女学生申请复核，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朱昌俊：现在这个时候舆论适当沉默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一来，现在无论是警方的说法还是女孩申请复核的态度，都表明事件的真相还并没有完全确定，舆论适时消音是对的；二来，或许也表明，这种沉默是对先前的立场先行有所反思。
但事实上，我看到这则新闻背后的网帖，不少人依然还是选择相信老人讹诈。这起事件发展到现在，舆论的态度注定是复杂的，因为事件偏离了此前被习惯性预设的立场和轨道。
马想斌：关于“女大学生扶老人”，事件的反转的确有些令人措手不及。网民对每次转向都义愤填膺，但他们追求的似乎只是情绪，而非真相。无论怎么说，事件传播的标签，老人变坏和年轻人不负责，都符合网民情绪发泄的端口。而究竟是谁的责任，社交平台上的舆论似乎并不关心。
王子墨：我想，公众可能是进入罗生门的情境，牵涉到老人及撞人的事，本身是复杂的。比如老人，由于感官能力的退化，很多时候也并不一定就分得清撞还是没撞，可能本意并非讹诈，但是缺乏判断的能力。而撞人这样的事也是难以简单说清的。这个女大学生，从她的质疑信能看出，其实她自己也不甚确定，所以只能找人作证。
我赞同想斌的意见，现在舆论其实还难言成熟。庆幸的是，虽说情绪化的表达仍然存在，但至少舆论的反思已经跟进了。我相信，社会舆论的纠偏是自然属性，当污名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反思就会跟上，舆论进步应该是一个上下波动的曲线图。
碎片化的事实与真相有没有因果？
朱昌俊：刚才子墨说到污名化，污名化也是某种标签化。对于标签化，其实中国的文化中并不缺乏这种基因，比如我们习惯社会分层。在当下的公共事件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标签与某种社会情绪其实是直接挂钩的。比如豪车撞人，比如城管打人。一些事件的透明度不高，公共对话习惯未形成，于是对事件和某个群体进行标签化解读，就相当于提供了一套万能的解释体系：讹人是因为坏人变老，撞人的是富二代……加之当下网络传播上的简单化造势，也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温床。
至于舆论为何很难及时反思污名化，个人觉得这有点伪命题的成分。因为群体性的舆论表达，甚至直接说是公共情绪，理性程度本就存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要指望其迅速作出反应，对后果作出准确的预判，是很难的。
马想斌：情绪先于理性，这是人本身的局限。在看待类似事件时，很多人一看到某些标签符号就下判断，标签和符号也许算是事实的一部分，但并非真相。“事实”与“真相”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因果性，在事实与真相之间，是“信息”。获得的信息越多，离真相越近。
问题是，信息从哪儿来？人们以为，社交平台能够带来广阔的信息，但我们看到，目前使用的微博等社交平台，对于能够带来关注的信息，幕后都有推手，这时考量的往往并非真相而是噱头。微信朋友圈中，不求真相的消息更容易转发，也更不易在传播中证伪。
王子墨：污名化可能是符合人们思维习惯的。人其实是有着思维惰性的，有时未必有足够的耐心去深入了解、分析、考量，从而去区分个体与群体。相反，冠以一个帽子，则取代了很多思考，也省却了很多解释。
马想斌：很多人已经形成“先有价值判断，再有事实判断”的思维习惯。比如人们已经在标签中假定了老人就是坏老人，那么接下来的信息中，很自然会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东西。
王子墨：污名化迎合的是放大的情绪。社会和个人有时候都会需要情绪的表达。而理性的到来总是迟滞的，这也是符合思维习惯的。比如“三思而行”，谨慎总是要慢一点。社会舆论的成长也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逐步矫正。
陈方：说到这里，我觉得媒体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比如，一个关于老人讹诈的新闻出来之后，很多类似新闻都会接踵而来、扎堆出现。这就是舆论搭车现象。同时，无意中也就进行了标签化报道。有时候，媒体会对具有同一种共识的新闻元素进行报道，而且将这些事件归为一类事物或一类人物，在归类的同时媒体往往是有倾向的，这种倾向传递给受众，久而久之，受众对这个群体无疑会形成一种刻板印象。
马想斌：对于媒体，现在的确需要反思。出于抢新闻等的需要，“网传”正成为严肃媒体流行的“新闻体”。
朱昌俊：媒体操作求快，包括本身缺乏对真相的辨别意识，甚至某些标签化在一开始就可以说是肇始于媒体的推波助澜，比如典型的如“女司机”等。久而久之，媒体和受众之间形成了不自知的配合，互相强化标签化的认知。
王子墨：我觉得标签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倾向— 它所描述的并不是已然的事实，而是有可能，甚至可能性比较大的事实。比如认为官员贪腐，是因为官员具有贪腐的可能性，而且在监督乏力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是难以束缚的。再比如富二代骄奢淫逸，他们实现骄奢淫逸的能力也是超出常人的，这种可能性也是难以束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标签化满足了一种想象，但很难说这种想象是毫无根据的。
当然，标签化是不理性的情绪，也会伤及无辜。但这种思维习惯的改变，是个漫长的过程。
对个体的批评是否扩大为对群体的污名？
陈方：老人也好，中国游客也罢，或其他被标签化的群体，一旦在舆论场里形成了刻板成见，在现实生活中势必将受到影响。比如在国外，即便中国游客受了委屈，但在“中国游客素质差”的大舆论环境里，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受委屈”一定是因为他们有错在先。
马想斌：人们以为，舆论如风，过了也就过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上周六晚上，我带着一位之前做过计生工作的官员参加一个沙龙。沙龙上，很多人都在发言。这位官员朋友几次想发言，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沙龙结束之后我问他，他说尽管当时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但担心因为做过计生工作以及官员的身份，在场的人会给他帖标签，观点可能得不到认同。
朱昌俊：这种标签的危害，只有当你真实处在那个被贴标签的位置，并承担了由此带来的麻烦，才能深刻感受到其中的问题。比如，之前很多人喜欢拿80后说事，但是到后来，70后乃至60后反过来又被得到话语权的80后来定义、戏谑。这种公共话语和思维模式中，每个人都可能被归到自己难以接受的标签中，很容易制造群体性的冲突和隔膜。
相对于这种伤害，更大的危害在于，它会进一步刺激简化思维、对立情绪的流行。历史中，因为不当的群体归类而造成的伤害，不胜枚举。标签先行，其实也是立场先行，在具体的公共事件中，它也将钝化社会对严肃、复杂问题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倾向于追求所谓的“想要的真相”，而事实上的真相变得可有可无，是非界限也有被模糊之虞。
王子墨：我曾经遇到过无奈的城管。在很多时候舆论关注最多的是城管的暴力执法，但这位城管告诉我，其实当城管人少的时候，就变成了小贩的暴力抗法。另外，执法中如果不抄摊，又不断有人反映小贩的占道问题。城管在此时，就进入一个尴尬的道德洼地，他们成为饱受诟病的群体，却又有着自己的苦衷。
医生、官员、商人、律师……所有这些曾经看似光鲜的职业，如今都在承担职业身份带来的些许隐忧。如果社会上这样的风气蔓延，我想受害者绝不会只有他们吧。
陈方：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之前朋友圈里也有人进行类似讨论，有一个疑问是，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个体的批评，被理解成了对群体的污名。也就是说，不必把个别的、具体的批评报道都看作是对群体的抨击。我们到底有没有“对个体批评当做是对群体污名”的这个错误心态？
王子墨：我想存在这种可能性，但反思如果能过点度，敏感的底线能高一点，未必是坏事。
朱昌俊：其实这也是一种正常反应，但比起无意识地落入贴标签的思维中，这种刻意的警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足为惧。防止因批评个体而引向对群体的污名化，也应该成为任何评判者和围观者的行为自觉。当然，我理解其中可能带来的负面诱导，比如过度强调老人没有讹人的可能性，也将可能伤害到对真相的认定。其实说到底，只要信奉真相，这个不应该成为问题。
马想斌：我们在网络空间的表达，将人赋予了群体性的标签，可能由此就会以偏概全。按照“标签”把人和事物简单对号入座，用绝对化、极端化的态度和情绪看待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分青红皂白，非此即彼，往往会产生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情况，从而容易导致极端化的非理性行为。
实际上，网络语言是社会运行的晴雨表。当下，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相互割裂，导致彼此之间贴上了标签。因此，我们要去标签化，首先要承认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其次是群体之间相互信任的重建，必不可少。另外，在传播的过程中，应当在推送信息的时候去标签化，按照新闻双方平衡的原则，尽可能地呈现不同的声音，这样或可能在社交平台中体现舆论自我净化的功效。
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网络需要真相、也同样需要我们用常识和理性、道德和良知去体察每一件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故事里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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