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养老”只是公共责任的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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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伟

　　在养老机构无法满足需求，农村独居、留守老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部分地区开始尝试互助养老：让老人们集中居住，在生活上相互照料。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养老资源紧张的态势，但急需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政策、资金的进一步支持，同时也需要完善管理和考评机制。（《人民日报》11月23日）

　　进入“未富先老”的模式，养老资源的跟进明显滞后，很难满足实际的需要，尤其在农村，只能靠“互助养老”作为补充，年轻点的照顾年长点的，身体好的照顾身体弱的，这样的自我解决方式，无奈而辛酸。

　　不可否认，民间自为的方式，确实可以作为公共供给不足的替代。然而这种替代，不应也无法成为缓解农村养老资源的主要手段。如果将其作为一项公共政绩进行考核，或者一种有效的模式进行推广，恰是公共责任的放弃。

　　互助养老，必须以自觉自愿为基础。事实上，一直以来，民间力量都十分强大，尤其是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下，“抱团取暖”在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一些地方，也正是看到了“民间互助”所产生的强大能量，从而在不断尝试的基础上，将其作为破解农村养老问题的突破口，并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推广，这种做法值得警惕，否则可能出现责任上的倒置。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在各地迅速建设的农村互助养老院中，相当一部分养老院重建轻管、甚至无人入住。原因在于，农村养老的问题，既受观念的影响，也受模式的限制。农村养老究竟采取何种模式，不应也无法实行高度的统一。同时，公共责任与民间功能之间如何有效分工，“互助养老”的体系中，政府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都需要进一步得到明确，若是“为推行而推行”，可能伤及民众参与的积极性。

　　“互助养老”属于民间自愿，其责任与义务也具有某种不确定性。退一步讲，即便要推行，政府也应尽快向服务型转变，明确自身的责任定位并做好政策的兜底，才不会过度强调客观困难而忽略主观动力。否则，角色错位下的“互助养老”，注定难以承担“谁来养老”的责任重担，农村“养老难”的困境也难以破题。（作者为四川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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