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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区”作为养老环境的养老模式既能够弥补家庭养老服务能力的不足，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家庭对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呵护作用，这种养老模式值得推广。
本报记者 梁文艳报道
据联合国人口预测方案推算，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在2034年超过4亿。由于中国家庭趋于核心化和小型化，家庭规模平均只有3.1人。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抓好养老服务工作迫在眉睫。
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
《中国产经新闻》：就您目前所了解的，我国社区养老的发展情况如何？
刘家强：所谓的“社区养老”是指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老年人生活护理、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为主要内容，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间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养老服务体系。以“社区”作为养老环境的养老模式既能够弥补家庭养老服务能力的不足，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家庭对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呵护作用，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养老之一。
中央多次强调应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促进养老家政健康消费，大力发展健康、养老等生活和生产服务业，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设施，发展社区和居家养老。目前，“社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已陆续在上海、南京、北京、苏州、成都等地开展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中国产经新闻》：如您介绍所说，社区养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那么随着社区养老试点工作的展开，您认为目前社区养老存在着哪些问题？
刘家强：我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首先，精神层面的养老服务被严重忽视。我国的各级各类养老服务硬件设施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水平，部分地区的硬件条件已经与日本等国家不相上下。但是，我们在心灵关爱层面所提供的社区养老服务，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在我国，当前的社区养老服务中“精神服务”几乎还是空白，空巢或失独老人们的孤独感，老厂矿劳模等有贡献老人们的被遗忘感，不同程度病残老人们的受嫌弃感，正使得他们逐渐脱离主流社会而郁郁终老。这不仅严重降低了老人、家庭乃至全社会的幸福指数，更为各种针对老年人的传销、诈骗等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其次，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已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组织运作、公众广泛参与”的格局，正以“政府向社会组织（NGO、NPO、志愿者团队）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社区养老服务的职业化。但由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起步较晚，尚缺乏成熟法律法规配套和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因而购买程序存在随意性强、法律依据不充分的现象。
一方面个别乡镇、街道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出现了乡镇、街道自己成立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的情况，将社会组织变成了政府延伸的“次级政府”。这种做法违背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初衷，导致了社会组织成分复杂，水平参差不齐，专业性严重不足等。
另一方面个别乡镇、街道所购买的养老服务在硬件设施的建造或普通文体活动的组织方面重复建设严重，而在精神服务方面却始终处于空白和盲区状态。政府投入巨大资金所购买到的养老服务一直停留在肤浅表层，未能深入人心，未能显著地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尤其是精神生活质量，因而未能很好地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
最后，养老服务质量评估和问责机制缺失。我国多地的社区养老服务都表现出质量评估与管控不力的问题。即由于基层政府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存在经验不足、监管不力等情况，使得某些服务提供方为追求利润不断提高服务价格导致成本激增，或以降低服务质量为途径间接提高利润，而服务效果一旦引发争议，基层政府则成为了最终责任的被动承担者。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普遍的背约行为，使政府所购买的服务并未有效增进社会福利，仅仅只为服务机构实现了利益扩张。
部分基层政府对一些社会组织“虎头蛇尾”或“说到做不到”的服务缺乏有效制约对策。社区养老服务的评估原则和评估程序以及绩效评估标准都尚未形成，基层政府往往只能求助于核算控制，在申请和汇报程序上作机械管制，但这往往只是增加了政府工作的时间成本，在服务质量监督方面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中国产经新闻》：面对这些问题，您认为如何进行改进和优化，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刘家强：我认为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提升。首先，各社区依据老年人实际情况设计和实施精神服务。当今社会，人们以“老年”状态生存的时间通常会长达30年甚至更久，社区养老应逐步将工作重心由短期性质的急救护理倾斜到身心健康等长期性工作上来。建议基层政府、乡镇、街道以民政户籍资料为基础，以社区干部为主体，以“社工”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手段，以各种社会组织为建制，根据各社区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心理特征和精神需求的老年人，设计和实施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精神服务，搭建渗透着社会人文关怀的新型老年人际关系网络，例如组建“虚拟家庭”等，通过“兴趣养老”、“文化养老”等途径，消除或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空虚感，切实增进他们的被尊重感和被关怀感，实现“老年人幸福指数——家庭幸福指数——社会幸福指数” 的系统化提升。
其次，发挥政府统筹职能，提高养老服务的协同水平。建议政府针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范围、标准、方式和程序等方面出台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法规或制度，整个过程应该由政府人员、社工协会、人大代表、社工专业专家学者及老年人代表多方共同参与，从而确保能够制订出一套详细、全面、实用、可操作的制度体系，避免“政绩取向”、“多头管理”、“外行领导内行”等不合理现象的发生。
通过规范的配套措施强化政府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充当统筹者、规划者、培育者、协调者等角色，组织和调动志愿者团队等社会力量共同搭建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方，通过对话、协商和激励机制促进多元供给主体的功能协同和服务耦合，建立起风险共担、优势互补的服务联合体，最终实现政府对多元服务主体进行统筹和协调的目标是提供“无缝隙”社区养老服务。
最后，建立健全社区养老服务质量评估与问责机制。建议政府综合其他地区的经验，建立以第三方为评估操作者，以服务受众为实际评估者的社区养老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完善服务表现监察体系，规范管理政府与服务提供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在契约中清楚列明对服务提供方的资历要求、服务产出和服务效果等绩效指标，约定机构定期自我评估，对未如约表现的服务机构可终止资助。
建立以协议、合约为依据的服务质量问责制度以及准入和退出机制，确保符合相应资质和人员要求的社会组织才能承接政府所购买的社区养老服务项目，而绩效评估不达标的社会组织应当予以曝光、停止拨付资金，甚至取消参与公益创投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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