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留守老人，居村养老为孤独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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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财经》 郭涛涛

　　上海松江叶榭镇堰泾村——8月14日晚夜幕刚刚降临，当这座村庄如中国多数村庄那样，太阳落山即陷入沉寂时，在靠近黄浦江的村北一处连片农民房内，一群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每人手握一根蜡烛，和声唱着生日快乐歌，纷纷祝福寿星、80岁老人查雪琴长命百岁。他们也收到了自己的祝福，两包有着长寿面意味的“康师傅”牌红烧牛肉泡面。

　　这里是叶榭社区堰泾长者照护之家（下称“幸福老人村”），致力于为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居村养老服务，它也是一项为孤独而战的新事业，它的创办人之一蒋秋艳至今清晰地记得同样身为留守老人的姥姥生前在村中的生活之状——孤身一人不愿进城，守着老房子，烧一个菜吃三天，一言不发地在院子里从日出坐到日落。

　　这一代留守老人，都经历了从摆脱压在旧中国头上三座大山的桎梏到建设新中国的不平凡的岁月。人民公社时期，他们辛苦劳作，为集体经济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孩子们纷纷走出乡村，落脚城市。但老人们因为难以适应城市的生活，只能选择留在农村度过晚年；至时下，村中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子女不在身边，当年热火朝天的集体生活早已不复。与孤独为伴，几乎成为留守老人日常生活的真实触面。

　　“我们到农村尝试居村养老，就是想让这些乡村老人们延续原本的正常生活。”蒋秋艳对《环球财经》 说，她还很有成就感地透露：幸福老人村从今年2月15日试营业至今的半年时间里，已有27位附近的老人选择在这里共同生活。据蒋秋艳估算，只要再有八位老人加入进来，幸福老人村日常运营的盈亏就能做到平衡。

　　在即将有望实现盈亏平衡的背后，蒋秋艳和她的伙伴们走过的是一条不轻松的尝试之路。

　　居村养老新探索

　　【“希望今后镇里和村里能多一些协调，那样事情会好办很多”】

　　蒋秋艳的居村养老叙事，得从2013年另一位发起人薛敏在报纸上看到只需要10张床位就可以办养老院说起。他找到与蒋秋艳和另一位发起人张家君，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当地需要帮助的老人做点什么？

　　薛敏是松江一家律所的主任，与蒋秋艳一起从事公益事业已经九年。尽管当时他们还没具体接触到居村养老，但他们之前组织开展的活动项目长期与老人、儿童有关，“当时涉足比较多的是儿童安全及老人需求的第三方评估。”蒋秋艳说，这为随后的居村养老探索埋下了伏笔。

　　三个人商量后立马就行动了起来。最初他们还没有将目标锁定在居村养老上，只是商量着如何一个养老院来探索可以怎样更好地帮助老人。单是找房子就是件个头疼的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身为土生土长的堰泾村本地人，蒋秋艳想到了她独自一人在村里生活的外婆。最让蒋秋艳揪心的是外婆和外婆几乎没有交流和互动的孤单生活。

　　“农村老人的现状我是比较了解的，虽然松江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水平比较高，每个月有近1400元的养老金，但他们缺乏的是精神照料。既然城里这么不好找地方，而农村有大量的闲置农民房，那是不是可以把养老院办到农村里去呢？”回忆起最初的想法，蒋秋艳说。

　　蒋秋艳做过很多老年人需求评估，也走访过很多农村。让她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农村的老人们很孤独，特别是孩子进城后，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从早上对着太阳一直到晚上，日复一日，结果患上老年痴呆和脑梗的老人越来越多。而她想办的居村养老院，就是想提供诸如助餐点、助浴、老年人照料中心等一系列配套服务，服务于周边乡村留守老人，让这些老人走出家门，通过共同活动、吃饭搭伙等办法，来弥补老人精神上的缺失。

　　蒋秋艳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她两个伙伴的认同。选择在叶榭镇堰泾村办养老院，是基于2013年开始做的广泛调研，“选择在浦南地区，是因为它是农业区，老年人家庭条件和生活环境都相对比较落后，而叶榭的留守老人数量更为集中，堰泾村则是叶榭老人最集中的村子，距离镇区也比较远。”

　　调研之外，他们也咨询了一些做养老机构的朋友及松江区民政局，“和民政局领导沟通这个事情，一拍即合，领导觉得想法挺好，如果没有民政局领导的支持，我们也办不下来。”蒋秋艳说。

　　考虑到养老场地，蒋秋艳选择了位于村北——靠近黄浦江、亲朋好友住宅相对集中、环境也更为幽静，并以10年为租期，租下了建筑面积共计超过1600平方米、九户人家的10栋农民房，然后对房子连成片进行改造。院内分为办公区、老年人活动区、居住护理区、老年食堂等等，甚至挖了一个专供老年人钓鱼的小池塘，以及专供老人种菜的自留地；在外围，则用别致的围墙统一围起来，就这样，占地总面积达8400多平方米的幸福老人村雏形初显。

　　蒋秋艳回村办养老院，即便身为本村人，改造房屋时，还是感到了沟通的艰难。动工修路要经过隔壁老人的院子，老人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路从家里的院子走。后来幸福老人村成型了，还是这位老人，主动提出想把房子租给幸福老人村，并希望自己也能在老人村搭伙吃住。而西边与养老村连接的一块荒草丛生的老宅基地，她想平整做防护，免得蛇、虫溜到院子给老人造成不便，但和村民反复沟通至今也没有得到同意。

　　不少人对幸福老人村的另一个疑问是——松江老年农民每个月有1400元左右的养老保障金，物质上并不缺乏，老人们究竟需要不需要这样的服务？直至后来，他们看到村里的老人，纷纷开始往幸福老人村跑，才逐渐改变了看法。幸福老人村口碑渐渐传开了，8月11日上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孙雷轻车简从到这里进行了考察了，一道前往的还有松江区委副巡视员封坚强和叶榭镇党委书记陈永明。

　　相比于村中的沟通，幸福老人村的项目落地，由于是租用的民宅，还面临着各项许可证办理的困难。尽管过程曲折，但在区民政局的帮助下，不久前老人村终于办完所有许可证，此时，距离2015年3月29日幸福老人村以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区民政局注册，已过去了近一年半时间。

　　蒋秋艳说，今年2月15日幸福老人村开始试营业，现在证照都办齐了，等到了重阳节就开始正式营业。目前选择住在幸福老人村24小时养老的老人已有27位，但每天光顾、探察养老村的老人都有上百位之多。她和两位伙伴初始投资的整个项目改造和运营成本目前已超过400万元，区民政局根据补贴政策，各种项目加总下来，主动补贴了213万元。她希望今后镇里和村里能多一些协调，那样事情会好办很多。

　　与孤独作战，乡村老人真需求

　　【居村留守老人有着强烈的不愿孤独终老的心愿和需求】

　　“我们是公益项目，没打算赚钱，只要能盈亏平衡，让老人村能够持续下去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想把这个养老模式做成可复制的标准化服务和体系式管理，同时进行农村养老团队和人才培养，希望把我们的管理经验，系统性地复制给别人，为农村老人做一点事情。”蒋秋艳说，她想在三年内整合各项公益服务，将幸福老人村打造成上海市一个可以复制的集中服务居村养老模式。

　　即便投入不菲，但蒋秋艳的盈亏核算还不包括前期改造投入的资金。她表示，如果未来略有盈利，将用于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和养老工作人员的待遇。幸福老人村刚刚成形时，处于上海市区的长宁区便有意输送城里的老人前来养老，但被她回绝了，因为她更希望首先能够就近解决乡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幸福老人村的收费标准在松江也是最低的，每个月最低只有1760元，最高限于3000元。

　　目前幸福老人村有专职人员12名，包括行政、护理人员、保安和厨师。护理人员有医生和护士长，他们也都是本村人，从城里的医院退休而来。厨师也来自村里，而保洁、食堂服务人员等，考虑到运营成本，更多以志愿者为主。

　　幸福老人村的养老服务，分为住养服务、日间照料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三种。第一种为老人提供24小时的照顾护理，第二种为就近乡村老人提供日间吃饭等托养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则是为居家老人主动提供上门养老服务。

　　《环球财经》 在食堂大厅看到，整齐摆放的桌椅干净整洁，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擦得明晃晃的全套不锈钢厨房设备，在大厅内还摆放有一个大型的不锈钢消毒碗柜，以及一个让老人们方便倒水、带有水龙头的热水立筒。老人们的一日三餐，也有严格的标准，食材部分来自养老村自种，部分由蒋秋艳的父亲每天到镇上采购回来。中午三菜一汤，晚上两菜一汤。

　　目前，幸福老人村有两个浴室，一个夏天用，一个冬天用。冬天用的浴室配备了2部暖风机、一台空调和四个浴霸，“设备是大型浴场的标准设备。”冬天时，政府会有以浴票的形式发放、为老人提供的助浴补贴，这些浴票发给村里60岁以上家庭比较困难的老人，他们也可以来助浴点免费洗澡。

　　每天早晨6点，老人们陆续开始起床。尽管以老人自理为主，但有的还是需要护理人员的帮忙，挤好牙膏，倒上热水，帮忙拉拉衣服等。老人们动作慢，洗漱完毕就接近7点了。吃完早餐后，老人们在一起做手工和互动，看电视、玩接龙游戏、打牌、下棋的，都有。吃完午饭午休到14点，再吃些零食和点心，在院子里自由活动，喜欢种菜的到自留地里种种菜，厨房忙的时候也有老人会去帮忙，平时老人村也会穿插一些理发、剪指甲等方便老人的志愿活动。天冷的时候，老人们每天会做两次体操。

　　“有些老人刚来的时候节奏跟不上，现在都可以跟着音乐打节奏了。”蒋秋艳说。

　　幸福老人村提供单人间、双人间和多人间（7人间和8人间）三种住宿形式，与年轻人的偏好相反，老人们并不喜欢单人间和双人间。据蒋秋艳介绍，有些老人的子女，开始为老人选择了双人间，但老人后来却搬到了多人间，“我们是按照床位而不是房间收费，住多人间和单人间费用差不了多少，老人们图的是热闹。”

　　8月11日，在陪同孙雷看到幸福老人村如此多的活动和配套服务后，陈永明很有感触地说，为什么这里的人比较多，是因为活动形式多，老人们都喜欢，能够聚起来。镇里也有养老院，但基本没有活动，就是配个电视机、休息床，老人们集而不聚，孤独依旧。

　　尽管目前幸福老人村只有27位老人，但除了一对来自松江岳阳街道的老年夫妇，其余都来自堰泾或附近村落。每天白天，在老人村活动和拉家常的老人流动数量超过了100位，无论是从更情愿选择多人间共同居住，或者白天更多老人喜欢在老人村逗留来看，居村留守老人有着强烈的不愿孤独终老的心愿和需求。

　　居村养老的子女因素和可复制性

　　【如果完全依靠民间投资，居村养老很难被复制】

　　除了一般养老院费用高，农村老人住不起，也不愿意进城养老、居村养老还没有遍地开花等因素外，即便是已有幸福老人村这种居村养老模式，老人们与孤独对抗的心愿和需求有时候也无法被满足。据蒋秋艳测算，虽然松江的老人每个月有1400元左右的养老保障金，再加上子女略微补贴一点，完全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养老服务，但事实上并不尽然。

　　“影响老人选择居村养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子女不同意，一种是老人舍不得，还有一种就是觉得进养老院就是子女不孝顺，面子上过不去而选择在家养老。这三种情况每一种比例各占三分之一。”蒋秋艳说。

　　其中子女不同意的情况最为典型。据蒋秋艳观察，尽管老人有领养老保障金的银行卡，但卡却被子女收走了，因为子女条件也不是太好，贷款买了房，还要补贴下一代，结果就变成了一代贴一代。“这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子女还觉得是应该的，有些老人到老人村哭，心里很想来但来不了，因为子女不支持。”

　　对于失独老人或贫困老人，蒋秋艳也在想办法来帮助他们，即通过爱心企业结对、企业资助让这些老人养老。“1760元的养老费，企业出600元，或者申请居家养老，算上企业资助，一个月1000元不到，但我们这个关要把好，只帮助真正有需要的老人，而不是和你关系好就让你享受，有个老人的孩子，月入1万多还希望老人结对，那是不可能的。”

　　与孙雷的关注点一样，前往幸福老人村考察的松江各级领导干部，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成本问题和幸福老人村的可复制性问题。

　　在幸福老人村的房子开始施工之初，石湖荡镇党委书记吴建良即带着镇民政局工作人员前来考察过，在听说投资都是个人出资时，他对蒋秋艳说，你如果想要复制推广，惟一的出路就是公建民营，如果完全依靠民间投资，是很难复制的，你们这样做肯定亏损。

　　吴建良有着更多的思考。在去年年底的一次采访中，吴建良对本刊 说，他在石湖荡镇找到了一个环境优美的村庄，想由政府主导打造一个整村养老村，尽可能多地配备养老基础设施，将附近的乡村老人集中居住，在一起有伴不会寂寞。再给他们留点自留地，想种地也可以。其余的房屋，则面向城里有养老需求的人，获得的收入还能让集体资产有点收入，并贴补农村老人。

　　整村养老这条路能不能行得通？“当然可以，只要政府牵头，在硬件设施配套上跟得上，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养老社区，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有针对性的提供菜单式养老服务，甚至探索更为充分的互助养老，关键还是政府对养老的重视程度。”蒋秋艳说。

　　封坚强也认为，居村养老是最经济又方便，且切合实际的办法。像幸福老人村，少部分老人住在老人村里，大部分老人住在家里，幸福老人村为他们提供助餐、助浴等围绕老人生活需要的服务，这是在快速城市化、现代化转型中，面对农村老人日常生活缺少照料、医疗护理缺乏问题，以人为本“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新内容。

　　“（居村养老）既符合传统农村社会养老观念，又适合农村老人经济状况，还能充分利用农宅资源，以及发扬乡里邻居互助的良好风俗，应重视并做好。”封坚强说，它更为合适的投资方式，是由政府或集体经济投资，由机构负责运营，如果是企业投资，由于盈利性低，收回投资的周期长，企业很难有积极性，只有政府、集体经济投资，企业运作，才是可持续的。

　　“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不仅仅是民政问题，也是‘三农’的突出问题，‘三农’的核心是人，老年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政府和村里都应该去关注他们，通过财政预算，对养老设施增加投资，镇里、村里在组织方面应提供各方面帮助，并在住宅改造、宅基地、自留地的使用上向他们提供服务。”封坚强说。而上海市长宁区有意输送城里老人前来幸福老人村的想法说明，未来居村养老的探索，不仅对留守老人，对城市老人的养老问题，可能同样是一条值得探讨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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