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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保工伤保险早报：2008年秋，杭州良渚文化村，出现了一份２６条的《村民公约》。《村民公约》实施后，创造出了乡村管理奇迹：就算是最热闹的摊位前也没有拥挤的人群，而是一列列自动形成的整齐的队伍；街道上也看不到一点垃圾。在《村规民约》的周年庆典上，近300辆车中没有听到一声喇叭声，所有车辆井然有序。“良渚文化村2013年零盗窃，零伤亡，物业公司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工伤事故。”
因为它是在“访问村民3931户，给力拥戴者超过3653户”的基础上制定的，与其说是公共规则，不如说是约定成俗的礼俗条款。它的令人惊讶的治理效果，再次见证了礼俗文化的厚重价值：“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尚礼则身正，心尚礼则心泰。”当下，应该挖掘和放大礼俗文化的人居文明价值、公共治理价值。
礼俗文化是对传统美德的朴素而经典的概括。无论是“我们乐意参加小镇的公共管理”、“邻居见面主动问好”，还是“当邻居因房屋维修需要配合时，我们乐意支持和帮助”，看似一种简单的约定，背后折射的却是“热情参与”、“睦邻友善”、“崇德向上”等传统美德。尽管这些规则是古人总结的，因为是被证明过的有效的道德律令，我们也应进行忠实继承，通过现代化的解读，融合到当代生活，和我们完成精神连接。“酒还是陈的香”等告诉我们，传统道德中仍有厚重的管理思想、价值光彩。在公共治理中、道德发展中，我们应像良渚文化村一样，传承礼俗文化，敬畏道德规则。为和谐发展打下厚重的根基。
礼俗文化唤醒了自我修为、自我管理意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对秩序管理、环境管理、生态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实，管理的最高境界不是他律，而是自律，是“无为而治”、“行不言之教”。“无为”和”不言之教”，都在努力唤醒被管理者的自省、自律和自觉意识。内心有了自觉向好的动力需要，心理需要，就是没有严格的外在管理，也能够主动纠正、自觉改善。就像良渚文化村的村民公约，没有“禁止”、“不准”等处罚性条款、强制性字眼，村民们却乐于接受，相互砥砺，收获了超强的自我管理效果。乡村管理、公共管理，应多借鉴这种“自律”和精神激励。
礼俗文化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的温情、人性的温暖和公共价值的温馨。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中国人更有人情味，更注重人性的温暖和体贴，比如赡养老人、孝德文化等等。因此，各种管理多一些“南风”效应，少一些“北风”效应，也能收到好效果。《村民公约》是村民们自我协商后制定的，没有居高临下的训斥、强迫和严厉处罚，而仅仅用主语“我们”，进行温馨倡导和激励。它的亲民随和，更符合国人的精神需要，就容易被人接受。构筑温暖的社会氛围，创造幸福产值最大化。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从乡土社会的视角，提出“礼治秩序”的概念。柳诒徵先生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也认为古代中国是“以礼为立国根本”。礼俗文化本就是以民间生活习俗为基础，以礼治为主导，实施秩序管理的社会文化。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发展思想、管理思想。当下虽然强调纳“法”入“儒”、以法为基，我们也要充分挖掘和唤醒礼俗文化的致用功效，把它纳入德治的范畴，为“美丽乡村”发展，做出积极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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