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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前后，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将不再增长
中国已踏入老龄化社会的门槛，已享受了20余年的“人口红利期”将在2015年转入“人口负债期”，我们将如何应对？2005年年底，政府官员、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北大展开讨论
老龄化阴影
去年圣诞节期间，公交工人的罢工给美国纽约这个超级城市抹上了阴影，起因源于工会与政府关于养老金的谈判破裂。此前，从法国巴黎郊外蔓延至全国的社会骚乱，则让其余欧洲国家都在自问：“我们会是下一个吗？”骚乱的起因源于新移民对生活的失望——他们能够大量涌入，是因为欧洲人越来越不愿生孩子。
这些因人口老龄化而引发的问题，对中国人而言是遥远的图景——数十年来，人口太多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之一。
但这些图景并非想象般遥远。
湖南省浏阳市正在鼓励中小学老师提前退休：工作了30年的老师如果提早2年退休，可以加一级工资，提早4年可以加两级，提早5年则加三级工资。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10年前，这里有小学1099所，到2005年只剩326所，小学生人数在几年间锐减了61％。在和江西交界处的白沙乡，10年前有20所小学，现在只剩下一所，“这些年学生越来越少了，”该小学的廖校长说，“好多学校都租给了村办工厂。”
浏阳的变化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显示，由于出生率的下降，1994年以来，全国小学新入学人数一直在直线下降。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其以上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并以年均3％的速度持续增长。人口专家预计2035年前后，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0％。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0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地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中国已经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
而国家预计，全面小康社会将在2020年到来。国未富而民先老，“中国正在成为全世界空前绝后的与众不同的老龄化国家。”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李克平说。
“人口红利期”
人口专家预计，1990年出生的中国婴儿，在2013年大学毕业时，将跨入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大概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不再增长。
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回答是，这预示着中国已经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期”将在2015年左右转为“人口负债期”。
“人口红利期”的一般理解是，生育率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降低，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就业压力非常大，但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收益，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蔡日方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1978－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导致的。
与此同时，快速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对正在建设中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人口负债期的到来并不遥远。
“好的年龄(结构)在中国是来得比较早，来得很快，但去得也很快。”蔡
日方在上月24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上说。
专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基本国策从1970年代初启动的“晚、稀、少”开始，比改革开放早10年左右，并共同促成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然而，这也导致了老龄化过程的不期而至。“这个过程同时也带来了两个副产品，一个是早，一个是快。”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李克平说，“所谓早就是未富先老，所谓快，就是老龄化的过程来得快。”
我们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债期”？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讨论。在北大的论坛上，主管人口政策、社会保障的高级官员、人口专家和经济学家热烈讨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第一次在一起讨论人口问题。”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的社会学教授王丰感慨。[NextPage]
如何未雨绸缪？
会上，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显然观点不一。冲突的焦点在于，为了缓解未来的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我们需不需要逐步放松生育政策。
经济学家们显然更在意经济增长，他们赞成放松。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认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现在的问题不是人太多，而是劳动力不足，所以才有农民工。他认为，有克制地放松生育将缓解老龄化问题，又“不至于”导致生育率急剧上升。
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则将中国和印度比较，如果中国现有生育政策不变，那么到2050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比中国多2亿人，而届时中国的老龄化将非常严重。因此他建议“要适当提高总人口的增长率”，并重新考虑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
人口学家则更关心人口压力。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邬沧萍激动地指出，相比生育政策应该放宽到什么程度，我们优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经济学家考虑人口问题，一般都是一二十年，很少更长远。而人口学家考虑人口问题，最起码是一代人两代人，一个生育周期，因此我们考虑得更远。” 他认为如果现在提高生育率，60年后又要变成另一个老年人高峰。
放亦难，不放亦难。适度放松成为了共同的话题。
中国人口专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提出了“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
他建议进行统计摸底，因地制宜估计一个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例如，34岁或33－34岁或32－34岁)。而35岁及以上一孩夫妇作为奉献一代继续给予奖励补助，并积极宣传说服35岁及以上一孩夫妇无论从个人避免高龄生育的可能风险还是国家避免因太多夫妇同时期生育二孩而形成新的生育高峰出发，都宜放弃生育二孩。然后，每隔一年或一年半普遍允许生二孩的低限年龄下降一岁，至2012－2015年前后在城乡实现普遍允许28岁及以后生二孩的软着陆。8年左右平稳过渡的软着陆，旨在使今后因二孩政策放宽而形成的每年“二孩生育增量”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同时，对于“奉献的一代”终生只生一孩的夫妇继续给予包括最近出台的农村计生户养老保障补助等奖励，条件允许时加大奖励力度。对原已领独生子女证，而新近选择生育二孩的夫妇则停止奖励。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则反复强调：“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比经济规律强得多，铁得多。”人口专家们共同提到的一个警示案例就是韩国。这个1960年代起提倡控制人口增长的国家在1990年代也发生过一场保持还是放开的政策大讨论，结果是放开那派占了上风，韩国政府于是在 1996年批准了“放宽”的人口政策。但是韩国1996年以来的生育水平却是一降再降。韩国学者称：是我们计划生育基础太牢，拉不回来了。
人口学家提醒，人口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口政策不仅是多生少生”
对于学者们的分析和建议，人口政策官员们表现得相当谨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提出了需要深入讨论的多个问题：以多生近1个亿的孩子，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值不值得？假设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其中的养老保障体系不变，即便是多生近1亿人，能否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其带来的风险？假设能够多生出来近1亿孩子，人们也很关心，这近1个亿是谁生的？生在哪里？能否如愿就业？能否承担起来对他们的长辈养老的责任？我们靠什么让老百姓多生近1个亿？今天的少生，更多的是因为非计划生育因素。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认为，中央目前的政策是在生育政策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微调。二胎政策已经针对一些人群和地区实施，比如，两个都是独生子女的城市人口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农村只要第一胎是女孩的可以生第二个孩子。另外，有7个省的农村地区，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二胎。所以，现在基本上是30％－40％的人都可以生育二胎。“现在政府最重要的一个思路就是从过去的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到现在的控制人口增长，到将来的我们希望提出来的是调控人口增长，把总的生育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逐渐过渡。”马力说，“这种思路对不对，该怎么做，都是可以讨论的。”
作为与会最高级别的人口政策官员，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强认为，为了要把中国人口的峰值控制在15亿左右，十一五期间，现行的生育政策需要稳定。
他建议学者们不要把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混淆，“不要一讲起人口政策就认为是多生孩子、少生孩子。”
“中国的人口政策要解决所有的人口问题，特别是在低生育水平实现以后遇到的这些人口问题，都应该纳入我们的政策范围之内，统筹解决。”他说。这些问题他归纳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合理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
“我也高兴地看到，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建议》当中，已经体现了我刚才讲的五个方面，只是并没有一个‘人口政策’的帽子。”王国强说。
激烈而高水准的交锋中，至少在一个问题上，与会者达成了共识：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
蔡日方认为，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NextPage]
因老龄化而改变的21世纪
德鲁克早已预测，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发达和富裕国家的老龄化将日趋严重。
由劳动力人口不足带来的移民问题，由养老金体系不堪其重而带来的提高退休年龄问题，都将深刻影响着二十一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21世纪“最重要的一件确定要发生的新事情———新，是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就是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骤降。”已经去世的管理学宗师彼得·德鲁克在他1999年出版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这样预测。
“事实上，日本和所有南欧国家，都将在21世纪结束时走向集体自杀。”他说。届时，意大利(生育率在一些富裕地区已降至0.8，即每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0.8个小孩)的人口可能会从现在的6000万降至2000万或2200万，而日本(生育率为1.3)则从1.25亿跌到5000万或5500 万。西欧和北欧，生育率在1999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1.5，美国不到2，而且都还在下降。
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人口总数在分别持续增加了600多年和400多年后，开始双双下滑，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在人口结构中，超过传统退休年龄的老人比年轻人更多，即人口老龄化。
德鲁克预测，在21世纪中期之前，所有发达国家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2030年前，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必须推迟到79岁左右。
“现代世界上所有的机构，特别是企业，至少在近200年来，都假设人口会不断增加。”德鲁克说，“但是从今以后，发达国家所有的机构必须将战略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假设上，那就是人口将不断萎缩，特别是年轻人口。”
然而，人口问题并不仅仅困扰着西方发达国家，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正在遭遇同样的问题，甚至更甚。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上月发表的《2005全球人口现状》显示，香港2005年的生育率仅为0.95，全球垫底；韩国为1.22，全球倒数第六，而全球平均值是2.6。
对这样的结果，韩国政府可能会觉得沮丧。为了鼓励韩国妇女多生孩子，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生孩子给钱，第三个孩子免费上大学，甚至从去年开始为已经做了节育手术的夫妇复通输卵管和输精管。韩国以前提的口号是“拥有6个孩子的家庭最终将沿街乞讨”、“即便是两个也太多了”等等，现在是生孩子就是爱国。
新加坡政府过去几年也一直在推行鼓励生育政策，2004年甚至还推出专供成年男女使用的爱欲香水，但效果仍然不太明显。去年，政府终于开始考虑移民政策，放宽永久居民权申请条例，以吸引更多外国年轻人定居，协助解决人口不足的问题。
移民以解决劳动力人口不足，或提高退休年龄以缓解老龄化给养老金体系带来的巨大压力甚至是破产压力，这些不得已的应对措施注定了生育率过低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未来二三十年，人口结构将会左右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局势。政治不可避免地将要波涛汹涌。”德鲁克1999年的时候说，“没有一个国家对此做了十足的准备。”
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或派系愿意共同应付这个问题。主张延长退休年龄是“左派”还是“右派”？降低所得税以鼓励人们在60岁之后还继续工作，是“进步”还是“反动”？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眼下，英国各界正就一项养老金改革计划吵得热火朝天。根据该计划，到2050年之前，英国人可能要工作到69岁才能退休享受国家养老金。否则，英国大幅缩水的“打工族”可能根本养不起人口迅速膨胀的“养老族”大军。
这对一些人来说，比如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的居民，绝对是个打击。该市居民的平均寿命是69.8岁。
更令人不安的是移民的政治问题。在发达和富裕国家人口减少的同时，相对贫困地方的人口却在增加。
根据人口专家的预测，世界人口到2050年将从今天的65亿左右增长到91亿，但这种增长是不均衡的，在欠发达国家中将出现最不利的人口发展趋势。
“没有什么比大规模移民(尤其是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更具煽动性的议题了。”德鲁克说。他认为移民问题影响最严重的可能将是日本，因为日本从来没有允许过移民。而即使是在移民国家美国，尽管影响会最小，但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会激起强烈的政治情绪，引起全新的、无法预测的政治变化。
如果说老龄化问题带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话，那么养老金问题可能将深刻改变公司治理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企业为谁的利益而经营？为员工，股东，还是为那些准备为自己攒点养老钱的人？
现在，全球资本市场有1／3的钱是养老金。那些替将来要退休的人投资的机构至少持有美国上市公司40％的股权，而在大型公司里的股权可能超过60％。同样，他们还拥有其他发达国家公司的股权。而这些持股人更看中的是二三十年后的经济收益，而不是短期收益。
“随着资金的转移，我们也看到了权力的转移。这是一场看不见的革命。”德鲁克说。[NextPage]
银发潮下如何增加医疗费
□李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在老年人的支出费用里面，最贵的就是医疗费用，非常不确定，而且活的越久越贵，生活水平提高越快也越贵，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在芬兰，65岁以上人口比重是14％，但用的医疗费用占38％。再细分，75岁以上的人群占6％，却用了22％的医疗资源。
因此，有必要探讨我国未来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这个题目非常大，我们现有的手头数据也做不了这么大的工作，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推算。
人口老龄化导致老龄人口医疗费用大幅上升，一方面是由于老龄人口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是老龄人口患病率上升。
关于中国人口总量规模的变化趋势，我用的是联合国预测的数据，2040年左右达到最高峰。这对总体医疗服务影响很大，因为人口总量增加会增加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但是我们现在人口的地区间增长非常不平衡，表现在两个部分，一个是从出生率来看，大城市出生率很低，农村出生率较高。但是现在人口流动，越穷的地方越往有钱的地方移，所以第二是人口分布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些不平衡会给医疗服务体系的分布产生影响。一个典型的个案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广东地区是民营医院发展最好的，大量民营医院的产生都伴随着大量外来人口增加。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外来劳动力的进入可以解释民营医院数量增加的近40％。
同时疾病谱的变化也会对医疗体系造成影响。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连续多年城乡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前四位差不多：城市是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道疾病，农村是后两者颠倒过来。这其实是发达国家的疾病谱，我们的农村大多还是自然经济状态，不应该有那么高的癌症发病率，所以要考证是不是我们的环境和生态被破坏，造成现在的疾病谱是一个发达国家的疾病谱。
另外，人口老龄化导致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这从1998年和2003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所以医疗服务结构的调整是要符合新的疾病谱以及增加社区医疗等针对老年人疾病防治的医疗服务。
可能我们要有一个更全面的考虑，怎么来防治老年人疾病：人口的健康不仅仅是医疗能解决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大卫生的范围，如果我们能够从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把公共卫生、妇幼保健都做好，一辈子的医疗费用会大大地降低，尤其到老年以后。所以我建议在医疗改革时一定要建立一个统一管理的部门，综合治理，不能像现在，医疗卫生的管理由很多部委共同管理。
不过，许多研究表明，在医疗费用的增加中老龄化是一个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主要因素，其他还有比如医疗价格上升这样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如何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医疗服务体系，控制医疗价格的上升，才能帮助我们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2006-01-12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邓瑾肖华
【作者：邓瑾肖华】 【出处：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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