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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随着希腊政府债务危机的爆发和不断升级，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高赤字、高负债的问题浮出水面。西方投资专家的一句名言描绘得恰如其分：“当你在屋里发现一只蟑螂，那屋里就肯定不会只有一只。”高赤字作为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甚至成为一些国家财政的常态，对各项国家功能和政策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西方国家高赤字发展模式形成的原因，引起了走在高速发展道路上的中国的普遍关注，我们希望借鉴西方经验得失，防患于未然，避免重蹈西方覆辙。但借鉴的前提必须需要有正确的认识。目前有一种说法不仅影响范围较大而且似乎正在引导人们的认识，这就是认为西方债务危机以及背后的高赤字发展模式，是西方民主体制下不断扩张的社会福利惹的祸。似乎推高社会福利水平成了危机的主要根源，而削减福利似乎理所当然的变成解决高赤字问题的唯一选择。
对此，有这样几个问题：西方民主选举体制下实现普惠性社会福利了吗?超高赤字的发展模式是社会福利惹的祸吗?为什么西方国家的税收和再分配能力没有跟上社会福利体系发展的要求?
西方体制是否实现了普惠性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可以简单理解为“好的生活”，它在国家层面是国家治理的一种状态，也是国家调节社会关系的一个手段，在个人层面则是普罗大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和保障，它本身就包含强烈的目的性。因此，不仅医疗、住房、教育、养老属于社会福利，包括收入公平、劳动条件的改善甚至平均寿命的增长都可被视为广义的社会福利范畴。在历史上，欧洲是现代福利国家的摇篮，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受到基督教传统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欧洲较早地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体系。
二战后，福利政策开始被欧洲各国当作对内稳定统治秩序、对外作为意识形态对抗的标签和工具。在战后30年的时间里，西方统治阶层在基本工资、劳动规制、医疗保健、教育、养老、社会救济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改革，欧洲各国发起的社会保险制度也在逐步健全、完善，国内贫困人口的比重得到大幅削减，西方社会率先进入现代国家的繁荣阶段，这是许多研究社会福利体系的人十分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焦点转移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经过近三十年的放松管制和自由化之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状况似乎已经不再那么乐观。
反映在社会福利方面，传统的福利国家体系重视国家的再分配功能，将国家投入和税收再分配作为实现普惠性社会福利目标的主要工具。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的福利国家为压缩政府支出规模，国家以税收资金(非社会保险收入)支付福利体系的能力已大打折扣。现有的福利保障体系主要以基本保障、防御性保障和提高性保障三个层次为主，基本保障部分多数仍由政府财政支持，但占大头的防御性保障(社会保险项目)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开始规划为与收入挂钩的社会项目，表现为在福利筹资体系中，政府的资金贡献率逐渐降低，个人的责任和资金贡献率越来越大。其“福利”和再分配的性质已经大不如从前，所谓的福利支出实际上已被“偷梁换柱”了。
以社会养老金为例，欧盟国家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已经不是一个以国家基金为基础的制度，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养老金市场化机制改革，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多数是在没有基金积累的“现收现付”的筹资机制上建立，其正常运转依赖于人口结构的稳定，退休者的年金主要依靠目前工作者的缴费来支持。且不说英国这类养老金私有化改革较深的国家，像德国这样长期坚持社会市场、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国家，为了防止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冲击，也在通过一系列改革降低第一层次
的国家养老金计划，刺激和提高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养老计划，包括建立企业补充养老金计划和私人自愿退休养老金计划，通过国家补助和减税，达到刺激私人向保险公司、银行或基金签定私人退休养老金合同，以此降低第一层次法定养老金支出的目的(李斯特计划-Riester Reform)。图1显示，按照目前的改革路径，国家的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将逐渐下降，而保持替代率维持接近50%水平的关键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储蓄的水平。
2000-2030年德国养老金替代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
在医疗保健领域，虽然欧盟范围内像德国、荷兰这样的国家还坚持超高规模的政府筹资，荷兰新修订的医疗福利方案仍在着重扩大基本医疗的范围，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爱尔兰，希腊等国，其医疗体制的融资能力已经出现严重衰退，有些国家的医疗投入虽然也在增长，但是其“保健不平等”的问题却日益突出。
欧洲福利观的倒退
在福利政策和体系演变的背后，欧洲的福利观也在发生明显改变。传统的福利观被一种新的理论和认识所替代。以西方学术界的论述为例(实际上是西方政策思潮的一种反映)，先后提出了所谓的“新福利主义”和“社会投资”的概念。如果仔细分析这种所谓的新福利观，实际上是配合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资本解放运动的需要，通过将“国家竞争”(Competitive state)和“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引入福利观念体系，要求倡导一种与发展“人力资本”相匹配的福利观，简单来说：由于国家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家无法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因此任何福利投入必须满足为经济增长做贡献的基本条件，应当以提升对经济发展有利的劳动力的“能力”以及扩展市场中的个人“机会机构”为主。换句话说，“福利”已经从过去作为一种政府“责任”和本身就具有价值的“普惠性”目标转变成了服务于增长与市场的手段，这本质上就是福利观的倒退。
由于福利体系和政策的再分配性质越来越弱化，而同期采取的放松管制导致金融流动获利的能力越来越强，欧盟国家的社会分化在过去20年有着普遍上升的趋势。政府赤字越高的地区，其社会分化的程度也越高，尤其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以及爱尔兰为典型。以英国为例，其基尼系数从前保守党领袖撒切尔上台初期的0.25持续上升到现在的0.36，2009年首次突破发达国家社会不平等的上限，进入普遍认为的高危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从1997至2010年英国居民平均收入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但最低收入群体的增长极低，而最高收入群体的增长又极快，这被视为加速英国社会贫富分化的最主要因素。
来自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分析也显示，从1980年代中期至2010年，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从0.29上升到0.316，平均上升7%。这背后除了经济全球化、技术变迁，劳动力市场因素、家庭结构变迁等综合因素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影响与福利水平的普遍下降也是社会分化高企的重要推动力。OECD的研究还显示，基尼系数上升的趋势在1980年代主要集中在英国、美国和以色列等英语国家，而到1990年代范围逐渐扩大，自2000年以来，那些传统的以社会分化较低著称的国家，如德国、丹麦、瑞典，其基尼系数也进入上升的趋势。
在西方民主体制下，社会福利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不是所有的西方民主体制都推高了社会福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民主体制并非在所有时期都推高了社会福利;横向比较来看，并非所有的西方民主制都实现了普惠性的社会福利。相反，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能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福利衰退和社会经济分化相互作用的现象变得越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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