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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中欧商学院与师生对话时称，过度的福利制度造成某些欧洲国家竞争力下降，不希望这种风气传播到中国。中欧会计学教授丁远则质疑，拿现在欧洲发达国家和我们中国比不太合适，我们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的确，相对于许多欧洲人享受的“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许多国人仍然面临无养老保险、看不起病、住房困难等等后顾之忧。不要说过度福利了，许多国人连基本的企业福利与社会保障都享受不到。无良企业甚至不与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由此，劳动者的权益屡屡被侵害，维权诉求迟迟难以实现。此时，谈论欧洲的“高福利养懒人”，给人感觉很不对味。事实上，我们正需要引入国外尊重并维护公民与劳动者权益的意识。
中国有没有高福利企业?答案是肯定的，但只是特殊的极少数。前几年热议的“抄表工年薪10万元”，以及一些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垄断企业利润之巨额，表明了大型国企的大部分利润不上缴国库，在企业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方设法分钱的冲动。不仅是国企，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或是在国内发行A股，或是赴海外上市，使得许多企业元老或是股权激励的受益者瞬间成为了千万、甚至是亿万富翁。当这些人富得流油、生活奢靡之时，却开始举起“高福利养懒人”的大旗，极为苛刻地限制新加入企业者的福利，毫不避讳地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面对中国只有极少数人享受着高福利，面对中国还有众多企业仍然是以“廉价劳力”闯天下，“高福利养懒人”论调难掩“站着说话不腰疼”，是管理者的赤裸卸责。
柳传志还认为“政府用税收支持弱势群体，而不要压制了企业家精神”，这实质是说政府应承担公民的社会福利责任。的确，不断改善民生、构筑公民社保与福利体系是责任型政府的义务，更是巩固行政公信力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可以免于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体现在企业应以创新的姿态，不断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为企业自身、社会发展、国家税收创造更多人文与经济价值;而且企业也有义务和责任不断提高员工福利，调动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这反过来又会为企业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壮大。
如今，不少企业都喊着要树立自己的企业文化。一些口号听上去倒是响亮，骨子里却是“加班文化”的盛行。有的企业甚至强制老员工先辞职，然后再与企业重新签约，以逃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责任。企业的这种“精明”不仅是在挑战劳动法，而且也让劳动者寒心。这种不良现实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提高草根型劳动者的福利与权益保障的力度，这在当下已成为社会共识。对于政府来说，应不断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让公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在财政收入不断创出新高的背景下，财政支出应更多地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还应通过适度的结构性减税，支持企业的发展、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践行不与民争利。而对企业来说，在重视自身经营与发展的同时，也应意识到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赤裸、野蛮、无度逐利，以及由此导致的内讧与产品质量门，已然让许多企业陷入信任危机。对此，真正有远见的企业管理者，应将目光聚焦于如何提高企业的社会公信力，促进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与创新力，而不是微词隔着十万八千里的“高福利养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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