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养老金的出路
傅蔚冈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因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推迟退休年龄的建议,养老金问题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那篇对戴相龙的专访中,推迟退休年龄只占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篇幅都是在讨论中国该如何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戴相龙理事长对此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尽快进行顶层设计,争取到2030年基本建成由国家设立公共养老金、企业和职工设立补充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蓄组成的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二是坚持执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国家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三是运用综合措施平衡因老龄化高峰到来形成的国家统筹账户收支缺口。
为此,戴相龙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扩大全国社会保障储备基金,并实现保值增值,力争到2020年底超过3万亿元。而延迟退休年龄也是建议之一,在他看来,延长退休年龄不仅是为了养老金的收支平衡,而且是为了让有条件的劳动者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单单从技术角度而言,推迟退休年龄并不是一件坏事。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这几十年间随着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65年之前,中国人整体的预期寿命还不到50岁,1968年才迈过60岁关口,1993年突破70古来稀。2010年的最新数据是73.3岁,而在上海等城市则是突破了80岁。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必然会导致退休年龄发生变化,事实上,在OECD(经合组织)国家,退休年龄普遍是在65岁。为此,戴相龙还建议退休年龄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而增加:预测今后我国平均期望寿命,每5年延长1岁,退休年龄也是每5年延长1岁。
为什么一个在技术上可行的办法却导致公众的激烈吐槽?中国目前养老金制度在公平和效率上的缺失可能是最为主要的原因。
所谓的公平性缺失,是指目前养老金制度的双轨制,在这个制度下,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并不需要在工作时缴纳四险一金,但是他们退休后获得的退休工资却远远丰厚于在企业部门退休的人员——而企业部门的养老金是要自己缴纳的。
所谓的养老金的效率存在问题,则是因为目前中国企业的养老金缴纳负担过重。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缴纳基数?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养老金建立时间比较迟,1998年国企改革后才逐步完善,而养老金是建立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现在的职场人士必须为已经退休的那部分群体承担更多的成本;而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投资没有效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了控制所谓的风险,在职人员所缴纳的社保资金只是被政府存放在银行账户上,不进行投资,收益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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