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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属于公共产品的廉租房、公租房等，由于这类公共产品政府负担大、“不挣钱”，在一些地方落实过程中遇到了或明或暗的抵制，再加上层出不穷的“分配丑闻”，也是“公共产品”不姓“公”的反映。中央有关方面明确提出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公共产品”，是对医疗改革和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属性的明确，符合公众期待，但并不能否认，各地运行的基本医疗制度离真正的“公共产品”，离公众期盼仍有较大差距。
十余年前，我国走过医疗市场化之路，其“后遗症”迄今未有效消除。一些公立医院打着“公益”、“公共”幌子，行的是利益最大化之实;公立医院“嫌贫爱富”见死不救，药价虚高、堪称暴利;一些公立医院医生热衷“走穴”，唯利是图;个别公立医院，专门为“特权群体”开设“干部病房”、“豪华病房”，公德完全失守;再有国内医疗费用负担依然偏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等。这些问题必须正视，不仅体现出来的是基本医疗制度与“公共产品”的差距，也警示着未来基本医疗制度改革的真正方向。
基本医疗制度成为公共产品，是世界各国共识，也是百姓有权利享受的改革红利。让基本医疗产品真正成为公共产品，政府责任责无旁贷。一者，必须继续加大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在2009年，我国政府首提基本医疗为“公共产品”这一概念之时，时任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政府今后3年内将为实施上述重大改革投入8500亿元，但一年平均约2800亿元的政府投入，对于涉及十三亿人口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仍然“捉襟见肘”。所以，继续持续加大投入是改善医疗公共产品公共属性不足的重要前提。
二者，政府方面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医疗产品上，应放弃私利思维。一些地方基本医疗机构的“市场化”，与个别地方政府逃避责任、“甩包袱”有关，也与“税费收益”有关。解决公共产品公共属性不足，就应该像裁撤收费公路一样，政府方面彻底摒弃“赢利”打算。
其三，还包括一个观念上的转变问题。各级地方应真正和中央理念合拍，将基本医疗卫生的公共产品化当成关系改革成败、人心向背的大事。总之，改革过程或许漫长，或许还需要披荆斩棘艰辛努力，但归根结底在于政府是否在基本医疗卫生上做到一力担当，是否具备了“吃亏、让利”和将公众利益置于首位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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