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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单靠费用补偿机制能消除上述极端案例吗？1、看看京沪各大医院挤满等候就医的大病患者，本身就不单纯是医药费报销问题，转诊、重复、异地就医等的就医成本如何解决？从案例反映的群体看，几乎都是农村困难居民。当地看不好的病，对他们来说，不敢到大城市大医院看病才是真正的问题。2、普惠式的公平保障机制会让困难群众更受益吗？正如投资与竞选，在公平规则下必然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暂且称之为“公平漏斗”。无差别化的支付政策是普惠式公平保障制度要求，但只要有自付费用（而这同样也是必须坚持的制度功能要求），富人就会得益更多，而穷人的承受能力则会止步于一定自付费用段。如果大病保险仍然沿用无差别化的支付机制，上述结果就会放大，同时带来刺激医疗消费的结果。3、有新的制度安排就要有相应的支持条件，仅靠阶段性的基金结余能支撑长期制度的运行吗？没有结余的地区如何实施？
不是说大病保险制度不能做。必须做，而且要抓紧实施。但这是一项有别于基本医疗保险一般功能和原理、针对困难群众大病医疗的托底保障措施，既要解决一般性的医疗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又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特殊保障政策，同时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应同步建立稳定的筹资机制。
对穷人大病保障机制的研究，还会引伸出全民保险时代的特殊性诉求的公共政策问题。自制度建立之始，就面临着持续不断的特殊利益诉求：各种奖励性、照顾性、困难性等的待遇需求要求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政策中给予解决。果真如此，这个制度早已支离破碎，无丝毫统一性、公平性可言。但从穷人大病这个话题看，一方面，确实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主要就医费用，但另一方面，对少数患大病的穷人，包括工薪阶层，总有个人自付所不能承受的极限。全靠基本保险包打天下不行，对正当特殊诉求置之不理亦非长策。这就需要通过建立制度衔接、功能协同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处理好社会保险的一般性原则和多元需求的特殊性问题。在改革的总体思路和顶层制度上，一定要坚持“一根支柱、两头辅助”的制度体系：坚持基本保障战略，筑牢全民基础；整合基本与医疗救助，切实解决穷人的重病负担；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满足富人更高医疗服务和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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