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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要继续推动“第三方调解”，简化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
院士联名厘析医患之惑
10月17日至10月25日，不到10天的时间里，全国共发生5起严重的患者伤医事件。
针对近年频频发生的医患纠纷，包括吴孟超在内的12位国内知名院士和医学专家在今年7月联名签署《促进临床医学人性化的十点倡议》，为持续上升的医患矛盾把脉，呼吁医护人员将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爱病人、呵护病人，尽可能提供低成本服务;在诊疗上尽量避免创伤性治疗，注意扶植病人自我康复，谨慎使用高新技术，防止过度治疗。
如何才能化解当今的医患矛盾?记者在向国内多名权威专家的采访中得到的共识是：要深化医疗改革，需从顶层设计上重构医患关系。
亲历“医闹”
“病人家属找我报杀父之仇”
提起医患关系，我国血管外科重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忠镐陷入深思，他向记者掏了心底里的话，医生要有医德，患者也要有患德。
汪忠镐是教育部委派的新中国首批赴美国学者之一，于1979年在美国Duke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任访问学者，1981年回国，从医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像我这样千方百计救治病人的医生，也曾经遭遇过一次"医闹"。”他说，“那是1999年，一群人进来拳打脚踢，找我报"杀父之仇"，导致我住院，踢着了倒不算什么，但吓着了，气着了。我有心脏神经传道阻滞，就是那次发生的，这件事情我还从来没对外人讲过。”汪忠镐至今仍心有余悸。
今年92岁的吴孟超被誉为我国“肝胆外科之父”。谈及近期全国各地接连发生的伤医事件，吴老非常激动：“我很气愤。医生是个很高尚的职业，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医生和病人本来应该是团结合作的一家人。”
汪忠镐觉得心里很凉：“做一个好医生是不容易的，我一辈子什么都不顾，就顾着病人了。”
说着说着，汪忠镐回忆起自己艰辛、漫长的学医过程。众所周知，医护人员的学制长、课程多、书本厚。医学知识更新快，从业后也要终身坚持学习，相当数量的医师、护士还需外出进修，精力和经济的付出很大。由于医疗工作非常紧张，夜班频繁，加上社会的偏见，医务人员身体和心理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由于接触大量病原体，工作中感染疾病的概率也比其他行业要大得多。
一名医生告诉记者，如果医生每天正常上班8小时，一周上5天班，医疗体系马上瘫痪，现在很多医生都在超负荷工作。“读完博士，30多岁，还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每天做的是高风险的工作，一个月就挣几千元的工资。”
汪忠镐认为，近年医患双方相互戒备、仇视乃至发生过激行为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有史以来所罕见。“医生让病人杀掉了，而且，往往最有挑战性、要求最高的科室医生反而最容易被打。这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所没有的。全世界的医生都受到尊重，只有中国的医生受到如此伤害。试问，哪个国家有医闹"专业人员"?恐怕只有我国有"专业人员"帮病人来闹。这是我们相关部门应该自我检讨的。”
重构关系
医师和患者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2009年，汪忠镐5次住院，并被下了病危通知单。后来，他为自己作出诊断并奇迹般好转。对于医患关系，他深有感触。“一年5次抢救过程当中，我体会到，作为一个患者，也要有患德。每次说的都是支气管哮喘，其实是诊断错误。我求人治疗，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照样感谢他。”
医患=战友
医患关系紧张是双输
汪忠镐表示，在大病难病面前，医师和患者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共同的敌人是病魔。患者打击医师，医师防备患者，这其实是双输的局面。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的原则是从不放弃对疑难危急重症病人的治疗。但是，有时也不得不把大手术改为风险小而疗效略差的手术，或无风险的保守治疗，这绝非我的本意，而是无可奈何!”
汪忠镐强调，对于医患关系，应提倡医患并肩作战的密切关系，要始终把疾病作为共同的敌人。
医生神仙
医学并非成熟的科学
“再好的医生也不是华佗，不是神仙，不是救世主。”汪忠镐院士说，“医学并非是成熟的科学。医学从来没有完全满足人类的需求。同样的药品、相同的剂量，有些人可能疗效显著，有些人可能无效，少数人却出现了严重的毒副反应，这就使得医务人员难以把握，有时甚至酿出悲剧。”
“由于千万年的进化，人体已形成较完备的生长、繁殖、免疫、修复等系统，如能利用人体自身的抗损害和修复的潜能，则可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如普通感冒，只要注意休息、多饮开水、避免受凉，即便不用药也多能自愈。”
同时，现有临床分科愈来愈细的结果，使得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较狭窄范围，对其他领域可能相当陌生，而一个人可能患多种疾病或罕见病。这就使得漏诊、误诊和错治经常发生。
汪忠镐谈到，人类依然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医疗卫生事业作为抗拒风险的重要手段，尚有许多局限：不能改变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不能完全消除疾病和伤害，一些并发症只能减少，而不能杜绝。
“将医疗卫生机构视作保险(放心保)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想法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6大疑问新医改近五年成效几何?
“一棵病树仅仅修修叶子是无关痛痒的，要花时间和心思从根本上解决症结。”院士们呼吁深化医改，改善医患关系更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政府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1看病是否更贵?
2009年3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注：以下称“新医改”)，启动了我国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老难题。
迄今新医改已近五年，投入了过万亿巨额资金，相关配套政策制度也全面推进。然而，零点调查集团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九成被访者认为看病费用仍居高不下，87.4%的人表示看病更贵了。
此前，不少专家学者对新医改缓解医患关系寄予了厚望。汪忠镐说，事实证明，仅仅由医患双方作出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医疗卫生作为人类生命的重要保障体系之一，必须由科学的政策和法规来指导和实施。今天，新的医改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难度很大，有赖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2“以药养医”是否改变?
中国科学院院士、肿瘤学专家曾益新认为：看病贵的根源在于“以药养医”。新医改以来，为解决老百姓看病贵问题，国家通过取消“以药补医”、加大医疗机构财政补贴，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制度、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和规范临床治疗路径等，试图令老百姓到医院看病的支出总费用明显减少。
有媒体统计，国家发改委自1998年成立以来，出台了30多份调整药价的文件，但时至今日，老百姓依然要面对高出出厂价几倍几十倍的药价。
但老百姓的直观感受却不一样，有患者说，现在去一趟医院，连普通感冒都可能要花几百元。调查也显示，95.6%的人认为目前看病较贵，其中有46.6%表示非常贵。近两成的人表示“目前看病的费用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付不起”，药品费贵和检查费贵是看病贵的主要体现。病人在看病时，频繁遭遇被多开检查项目、开高价药和开大处方，加重了看病的负担。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在上海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说，政府对医院的投入大约为5%，这意味着医院还是要靠自己劳务运转。“以药养医”的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3看病难解决没有?
一名年轻的妈妈告诉记者，她的儿子因发育迟缓经常要找专家看病，她必须晚上12时守在电脑前刷预约号，如果网上预约不到，就只有花几百元去跟别人买号。
曾益新分析，一个症状可由大病或小病所引起。比如咳嗽，可以是感冒，或者肺炎，应该分别由小诊所、中小医院或大医院来处理。这个时候应该有个“健康守门人”的角色来把关，就是乡村或社区的全科医师。这几年新医改花了很大力气在“强基层”上，搞基层医生的全科轮训，花了几十亿元投入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建设。
但医疗模式的转变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改变的。一名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告诉记者，如果不能在大城市的大医院扎根，她宁愿转行也不愿意去社区或农村当全科医生，她认为：全科医生既没“钱图”又没“前途”。
4医务水平有无提高?
吴孟超说，现在的医德医风总体来讲，大多数都还是好的，“有极个别医生存在收红包、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现象，但是这些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医生还是好的。医生还是要把心态摆正，我们是人民医生，要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要把金钱看得淡点，对病人态度要好，这样医患矛盾肯定能减少。”
“应该指出，绝大多数医务人员从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获得报酬，使得自己和家人生存下去。计划经济年代这个问题并不突出，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化，医务人员的收入与其付出的劳动和承担的风险不成比例，而舆论很少顾及其生存需要而大谈"救死扶伤"，显然脱离实际。”汪忠镐认为，久而久之，少数医务人员发生了心理扭曲。
5过度诊治谁之过?
目前的医疗卫生界饱受“医闹”和纠纷之苦，由此带来的过度检查和治疗直接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
“现在全国人民都到大医院，到北京来看病，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汪忠镐说，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层和基层的医院，提高基层医院医生水平，把基层的力量发动起来。让大家相信，多数的病还是常见病、多发病，在社区、基层医院就可以解决的。
“河南一家大医院7000个床位，9000个病人，走道都是病人。”汪忠镐一连发出几个疑问，“为什么要让这些病人都来住院呢?不是过度诊断、过度治疗能造成这种局面吗?有那么多疑难杂症吗?百分之八九十的病，最普通的医院都能解决。”
“以前没有大仪器的时候，我们看病就摸摸看看，也就能确定能否做手术，现在来一个病人就一通检查以后医生才看。一个病人一次抽血检查可以达到2000多元，连我都感到吃惊和心疼。”汪忠镐说，应强调基本的望、触、叩、听，做到快捷、节省，要用最简单、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
6医疗纠纷成糊涂账?
来自广东省医调委的数据显示，省医调委自2011年挂牌至今年8月底，共接到医疗纠纷2788件，其中，调解了610起现场医闹纠纷。
葛均波认为，“职业医闹”的介入，使得家属由维权变为唯利是图。而有时候，政府有关部门对医闹事件处置不力，为了保持稳定而放弃了法律原则，医院往往也把“花钱买平安”作为第一选择。这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今年10月2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提出实现警医联动。葛均波直言，这是治标不治本。他建议要继续推动“第三方调解”，简化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提高效率，增强透明和公信力，把患者的维权行动引入到法制轨道上来。另外，要建立健全医疗风险社会分担机制，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设立医疗损害赔偿基金。
近年来，医患纠纷已成为我国社会关注的热点。医疗矛盾成为横亘在医院与患者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么医疗纠纷该如何缓解？日前，来自北京的50余家医疗单位相关负责人围绕医患纠纷的根源及改进办法等进行深入研讨，有专家指出，积极有效处理医疗投诉是避
新医改推动“第三方调解”简化医疗纠纷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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