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中国收入分配向何处去

无忧保失业保险早报：一、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研究我国的收入差距，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分析，即：不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城市和农村内各阶层居民的收入差距。中国在经济改革以前，由于实行统一的工资政策，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相当小。在农村，同一个地区内的收入差距也相对较小。但城乡间有非常大的收入差距，地区之间也有明显差异，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2，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排序属于中低水平。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农民收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基尼系数到1984年曾一度下降到0.257，进入世界上收入较为平等的国家行列。但在随后的经济改革期间，虽然经济增长加速，人均收入迅速提高，但同时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各社会阶层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了。到2001年，基尼系数达到了0.447，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按收入差距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列到了第85位。排在中国后面的三十多个国家大多数是社会矛盾激烈的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其中有相当部分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是2.5倍，1985年是1.9倍，而2004年是3.2倍。在地区收入差距方面，以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收入之比来衡量，1980年东部是西部的1.3倍，2004年是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东部是西部的1.2倍，2004年是1.9倍。2004年上海与贵州相比，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前者分别是后者的2.3倍和4.1倍。在各阶层收入差距方面，统计数字不完整，但差距扩大是不争的事实。1985年城市人均收入，最高收入10%住户的收入是最低收入10%住户的2.9倍；而2004年最高是最低的8.7倍。农村1980年人均收入，最高的10%大约是最低的10%的7倍，2004年最高大约是最低的11倍。这里还应当考虑到家庭收支调查对最高和最低收入居民容易有遗漏，以及高收入低报的情况，因此实际收入差距会大于调查得到的差距。根据有的调查推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占银行储户总数20%的储户拥有全国储蓄存款的80%，近期占银行储户5%的大额储户拥有全国储蓄存款的一半。很可能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首要因素。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对社会公正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很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发展停滞。尤其是通过贪污腐败等非正常途径致富和由于分配不公致贫，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极易诱发社会冲突，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二、收入差距的未来走向在经济加速增长和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扩大是难以避免的。50年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曾发现美、英、德等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曾经历了随着经济发展而首先上升，而后逐渐下降的过程，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一些学者以此为据，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不用过分操心的事情，经济增长最终会自发导致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但是，近期的一些国际研究发现，有许多国家在长时期内并未经历收入差距缩小。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最近二三十年里也经历了收入差距重新扩大。有些研究者还进一步指出，收入分配反过来对于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在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下，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又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如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那样，陷入所谓拉美增长陷阱。世界银行近年来的若干研究报告指出，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其效果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同时，经济增长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相反，过大的收入差距的确会导致频繁的社会冲突，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对于消除贫困和减小过大的收入差距来说，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仅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人们必须面对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实，解决公平问题，而不能等待社会公平的自发到来。使用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分省数据，利用计量模型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走向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城镇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都有继续扩大的明显趋势，但数据并不能证实收入差距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后会自动趋于缩小。因此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一个未能证明的假设。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将会很快突破0.5，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少数收入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这项研究还发现，收入差距的变动并不仅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相关，而是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又可能导致差距缩小。而这些因素多数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推进体制改革来进行调控的。一般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这在某些情况下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其中若干因素的调整，不仅不会导致效率损失，反而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以下将分别对这些影响因素和政策调整的可能性进行讨论。三、社会保障和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是减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因为它们可以在居民面临失业、退休、疾病和收入过低等情况时为其提供保障和救助，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或增加他们的收入。但这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会造成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会导致奖懒罚勤的后果，影响经济发展和投资、就业的积极性。目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低保制度提供的保障水平还很低，而且只限于在城镇地区和少数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实行。在农村全面推行这些社会保障，超出了目前的财政负担能力。但是，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即使在城镇，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仅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相反扩大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保险体系的覆盖程度还有相当的局限性，特别是对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低收入人群和流动劳动力覆盖程度很低。2004年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在职职工有1.058亿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225亿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0.904亿人；与城镇2.648亿从业人员相比，覆盖率分别只达到40%、46%、34%。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加入这些保险体系的恰恰是最需要得到社会保障的低收入人群；而中高收入居民从这些社会保障中的受益明显高于低收入居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城镇低收入居民不仅人均从医疗保险报销的医疗费远远低于中高收入居民，而且前者医保报销的比例也低于后者，医疗自费开支的比重明显高于后者。因此，如何尽快把目前没有被社保体系覆盖的1亿多城镇劳动者纳入社保体系，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当然也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长期保持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待遇是不公平的。但限于财力，这需要通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来逐步解决。少数富裕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的条件。对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居民来说，虽然目前建立全面的社保体系条件还不成熟，但有些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首先解决，例如农民没有钱看病的问题，需要尽快普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一些地方的经验证明，形成一套村民自治的群众监督机制，是保障合作医疗体系有效运行的有效方法。根据国际经验，财政转移支付也是消除收入差距和地区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这方面，中国目前除了财政支农、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及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外，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以及对在欠发达地区的重点项目建设投资，实际上也在执行着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就其总量而言，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些研究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在缩小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方面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这主要是以下原因导致：第一，转移支付缺乏一套严格、规范的制度设计和执行标准，特别是各类专项拨款立项不规范，没有严格标准，主观随意性强，使转移支付在缩小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第二，转移支付目标不够明确，结构不够合理。其中用于一般投资项目和政府一般性开支的比重过高，用于扶贫和舒解落后地区发展瓶颈环节的资金不足，难以起到减小差距的作用。第三，对转移支付的使用状况和效果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在某些贫困地区，政府挪用扶贫资金和救灾资金盖办公楼、买豪华轿车、给政府工作人员发奖金的现象频繁发生。由于缺乏管理和监督，一些专项拨款成为专项浪费，并为某些政府官员寻租和腐败提供了条件。因此，对于转移支付而言，现在主要的问题看来不是数量问题，而是明确目标、理顺体制、建立制度、规范管理、强化监督的问题。这些措施在减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不仅不会影响经济效率，而且会提高效率、减少腐败、促进发展。四、教育和基础设施国内外许多文献都指出，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全民教育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4年关于农民工收入的最新调查结果，全国3000名随机抽样调查的进城农民工和来自农村的个体经营者按照学历分类的平均月收入如下：小学未毕业769元，小学毕业815元，初中毕业960元，高中毕业1268元，大专及以上1554元。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教育程度对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显然，提高教育程度，是提高低收入者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一个根本途径。目前我国有上亿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打工，还有3亿多人仍然从事农业劳作，平均收入仅为城市人均工资的几分之一，有待继续向城市转移。但他们多数人的教育水平较低，职业技能缺乏，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过剩。城市劳动者中也有不少人因下岗、失业致贫，但由于缺乏专业技能而难以再就业。市场需要的有较高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则供给不足。因此，加强中小学教育的普及，扩大职业教育，对缩小收入差距是非常重要的。在计量模型分析中发现，我国人均教育水平对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出出乎意料的负面影响，即教育水平提高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我国教育适龄人口面临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均等的，高收入人群的教育机会显著大于低收入人群，因此提高人均教育的水平，不但没有使收入差距缩小，反而扩大了收入的不均等程度。以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为例，虽然目前小学和初中入学率的统计数字都达到98%以上的高水平，但如果用毕业生人数分别与6年和3年前的入学人数相比来计算，就会发现近几年间每年还有大约3%~8%的小学生中途辍学，初中辍学率高达8%~13%，其中农村辍学率明显高于城市，不乏因贫困辍学的情况。此外，高校扩招为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升学率在2004年达到82.5%；但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却远远落在了后面，仅达到62.9%。这说明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这一点从教育经费的分配中也能反映出来。特别是少数重点高校过分吃偏饭，而大量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不足。2003年与1999年相比，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性拨款增加了404亿元，普通中小学财政性拨款增加了525亿元和498亿元，虽然情况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均未超出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幅度。即使这样，2003年全国42万所小学平均每校分摊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也不足30万元，其中农村学校所得远远少于城市学校。而个别名牌大学一个学校得到的教育经费就高达十几亿元。教育资源分配过度不平衡，不仅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而且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教育方面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我国目前虽然每年已经有超过400万人进入高校学习，但同时有超过1700万人不经过高等教育直接就业。尽管社会每年对具备中等教育水平同时又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在数量上远远超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但目前占主体地位的普通中学教育基本是以向高校输送生源为主要目标的应试教育，完全不注重技能培训。整个教育体系的主导思想是以进入大学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准。4/5的适龄青年是作为被淘汰的失败者输入劳动者大军的。这对我国劳动者的技能、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具有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中专、职校等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数量非常有限。2003年与1999年相比，全国中专的财政性经费只增加了3亿元，技校减少4亿元，职业中学增加30亿元。与高校和普通中小学的经费增长相比微不足道。这三类学校2003年拨款总额262亿元，只相当于普通中学拨款的22%。这种教育错位使大部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从业者缺乏专业技能，而其所学知识对就业帮助相当有限。此外，各地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对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排斥，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近年来各地发展迅速，交通、通信等条件和城市面貌有明显改观。但需要注意的是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不少地区过分注重门面建设，对高等级公路和中心城市外观改造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乡村边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一方面，有些欠发达地区高速公路能力空置，另一方面全国还有173个乡镇和5万多个行政村仍然不通公路，后者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8%以上。对这些边远地区来说，基础设施薄弱是导致其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希望靠转移支付全面消除收入差距是不现实的。但在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更加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提供更符合社会和市场需要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供给，使人们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则完全是有可能的。五、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就业库兹涅茨在50年前提出，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和城市转移会使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更长的时期中农村低收入人口会相应减少，同时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会逐渐融入城市社会，因而会使收入差距缩小。目前贫困和低收入与就业不足关系极大，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低收入现象，直接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相对于土地资源的过剩有关。城市化进程吸收的农村人口越多，低收入人口就越少，而且剩余的低收入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也会随着人口压力减轻而上升。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期间，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至少为上亿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否则农村贫困问题会严重得多，城乡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研究证明，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今后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还要依赖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城市化进程，为低收入的农村人口提供向非农业转移和就业的机会。因此在中长期，城市化以及与之相应的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效应，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最重要途径。需要强调的是，在扩大就业、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在中国实际上在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但近些年来，许多地方政府贪大求洋的倾向日益加重，在政策待遇、改善投资环境、提供服务等方面对小企业越来越忽视，使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导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效果越来越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六、制度建设在市场化过程中，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是必然的。但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无节制的扩大。事实上多数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收入差距都明显小于我国。合理的市场制度意味着剥夺权力对资源的垄断，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来分配资源，通过充分竞争导致的产品和要素价格均衡化来决定收入分配格局，同时通过建立合理的社会再分配制度来对市场机制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的不足之处进行纠正。目前在我国出现的问题主要在于制度不健全，贪污、腐败、寻租、滥用职权的现象严重，使得少数人不是通过正当市场竞争，而是通过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暴富，使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偏离了正常轨道。通过使用分省数据的计量模型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市场化指数本身对收入差距具有正面影响。相反，企业的税外负担和灰色收入指数都显示出负面影响。这说明目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并不是市场化本身，而是在市场化过程中由于体制不健全，使得政府职能和行为没有理顺，以及贪污腐败等现象造成的。这方面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都有极大的危害。对此，只有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更长远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建立健全制度法规，严厉打击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把政府管理纳入制度化、公开化、透明化的轨道；并逐步扩大民主，形成公众监督，才能保障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七、结论中国正在面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合理解决这个问题，将能够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谐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反之，也可能使中国沦为一个收入差距悬殊、社会冲突严重、权力与金钱勾结、腐败与掠夺盛行，进而导致经济停滞的社会。我国目前存在若干导致扩大收入差距或不利于减小收入差距的因素。这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存在缺陷，教育机会不够公平，教育体制不利于促进就业，农村和落后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就业机会不足，以及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和贪污腐败等社会不公平现象。对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其中最关键的几个问题，是教育的公平性以及教育与经济发展和就业脱节的问题，通过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问题，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清明政治、端正政府行为，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和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但不会影响经济效率，而且只有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谐，以及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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