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中国劳动报酬严重偏低

无忧保失业保险早报：自2000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近20年来，中国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政府必须有所作为。12月4日，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论坛上，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演讲中如此警告。宋晓梧指出，根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2001年该比例降至51.4%，2007年则只有39.74%。自2000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这从国际比较看，也是不正常的。与此同时，近20年来，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职工劳动收入差距也大大拉大。这意味着，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更是大幅降低了。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近20年来，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1998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多次涨工资，而且养老、医疗等待遇偏高，与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二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诸如一些大型央企，职工工资增长过快，行业平均工资差距已从2倍左右扩大到6倍以上。相比而言，普通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占比更少了。三是在普通企业中，经营管理职位和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目前已普遍在20倍以上。如果计入从企业职工基本工资中扣除的10%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普通企业职工的劳动收入占比其实是更少了。宋晓梧指出，中国与美国相似发展阶段相比，劳动报酬占国民净收入的比重依然是偏低的。举例而言，1920至1929年，美国劳动报酬占其国民净收入的比重为60.5%。而到了1980－1984年期间，该比例则升至74.3%，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劳动报酬过低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劳动力市场运行不规范，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合理发挥作用的结果。对此，政府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宋晓梧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必须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上下功夫，必须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加大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健全集体协商机制，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

一、我国劳动报酬比重变动情况2007年，我国包括农业主收入在内的劳动报酬占比39.74%，同期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为55.81%，英国54.5%，瑞士为62.4%，德国为48.8%，南非为68.25%。2006年，韩国劳动报酬占比为45.4%，俄罗斯为44.55%，巴西为40.91%，印度为28.07%。在与其它国家进行比较时，要看到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不能因为可以找出比我国劳动报酬比重更低的国家就来论证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不低。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应比其他国家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学习国外好的经验。二、正确界定政府在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中的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可以量化的，有学者提出要把这一比例从现在的11%左右提高到20%左右。问题在于通过何种途径实现这一目标？是使用行政手段还是发挥市场机制来提高这一比例？用行政办法强令企业给职工涨工资，制定五年工资倍增计划等，也可能在一段时间较快奏效，但我们如果搞工资倍增计划与日本当年不同，很可能要层层落实到各级政府一把手责任制。因此不少学者质疑，这是否不适当地干预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从长远看，这是在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是在走回头路？那么，不直接干预企业用人与工资自主权，政府在一次分配方面是否就无所作为了呢？一些学者又认为，中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劳动报酬低是市场供求规律决定的，政府不能干预一次分配，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主要应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这种分析只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数量特点，忽视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特点。按照人口增长态势，从1980年改革开放直至2020年左右，我国都处在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状态，这是对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分析。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正处在由政府统一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型期，这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析。把体制分析与数量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探讨我国的劳动报酬问题。而认真分析近年来一次分配的现状就不难发现，劳动报酬过低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劳动力市场运行不规范，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合理发挥作用的结果。第一、初次分配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2008年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九个城市，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很少超过40%的，差别最大的东莞，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每月3293元，农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镇职工的30%。最低工资标准国际上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这意味着东莞等地农民工工资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难怪他们要用脚投票，闹民工荒。多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反对就业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约3千至5千亿元，远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多年累积下来，仅农民工工资欠账这一块，对扩大消费、缩小城乡差距的影响就极其巨大。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20年之内完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日本没有农民工的概念，更没有第二代农民工的现象，日本的农民从农村迁出后，14天之内凭誉本就可到所迁移地的政府登记，变为当地人，他们的子女如是适学儿童，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与当地儿童一样安排入学。经过30年的经济起飞，我们还在研究所谓第二代农民工问题，其关键在于城乡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行政分割。户籍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手段，积极稳妥地改革户籍等一系列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政府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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