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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保失业保险早报：2010年的劳动节,在有北欧巴黎之称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局势异常平静。除了当地社会民主党进行的一场规模不大的集会以外,没有任何罢工的迹象。
欧洲向来有罢工的传统,尤其是在危机之下。5月份的希腊罢工令人印象深刻。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丹麦法律也明文规定,劳动者有罢工的权利。不过,丹麦的工人却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举行成规模的罢工。事实上,丹麦长期保持着低罢工的记录,劳资关系似乎非常和谐。那么,丹麦工人为什么不罢工？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丹麦失业率一直较低,在危机前一直保持着失业率不断降低的趋势,几近充分就业;危机后,丹麦又是欧洲国家中失业率回落最快的经济体。其实,在当前欧洲经济衰退的沙漠里,说丹麦经济是一抹绿洲似乎并不为过。
有以下几个核心指标为证:其一,到今年一季度,丹麦失业率只有4.2%,几近充分就业的态势,迥异于比如失业率高达20%的西班牙等其他欧盟国家。
其二,到6月30日,丹麦股票市场OMX哥本哈根20指数今年上半年累计涨幅为16.73%,这使丹麦股市荣登全球表现最佳第二名,由于第一名为南美发展中经济体智利,丹麦成为全球股市表现最好的发达经济体。
其三,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月度经济景气报告,6月份丹麦经济信心指数达到108.3,是欧盟国家里经济信心指数最高的国家。危机中的希腊为63.8,法国为96.6。
危机之下,是什么让丹麦取得了良性的经济成长？人口仅约550万的小国丹麦,有怎样的经验可供借鉴呢？
1企业可自由裁员
嘉士伯啤酒总部位于哥本哈根老城外的瓦尔比,入口处有四只皇室象征的大象。前两年,嘉士伯将总部每小时装瓶5万的巨型装瓶车间迁到200公里以外的弗里德里西亚,这导致了200名工人失业。
如果在一海之隔的瑞典,或者南面的法国、德国,这种情况多半不会发生不经过工会同意,企业没有权力随便解雇员工;大公司也不会轻易动迁厂的念头。因此,久而久之,成本上升,企业竞争力下降。这也是欧洲模式的雇用制度最遭人诟病之处。但嘉士伯却轻松就做到了,200位失业工人也没有罢工的意向。
实际上,在丹麦,企业拥有非常强的灵活性,就是可以非常容易地解雇员工。这在高福利、高保障体系的欧洲几近不可思议。
哥本哈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索伦安德森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就雇用条件指数来说,丹麦为25,与中国香港相仿,而德国是46,意大利为62;在解雇条件指数方面,丹麦约为1.8,德国约为2.5,葡萄牙更是高达3.6。这意味着在丹麦,雇用一个人或与之解聘都非常容易。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通过严格的立法进行管理。一方面,工资和劳动条件依照法律的规定;另一方面,企业不得随意解雇员工,即解雇需要若干条件,在解雇后也需要大笔开支进行供养,而且对于一些职位不得解雇。
比约恩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北欧区人事经理,负责丹麦、瑞典以及其他北欧国家的人事工作。据他介绍,在瑞典,很多职位规定,必须是因员工不称职等原因与之解雇;如果以不再需要这一职位为由解雇员工,那么该职位两年内不能再招人。然而在丹麦,如果裁一个人,第二天就可以再招聘。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丹麦对于终止合同的规定比较宽松。丹麦外交部投资局副主管约恩托高对介绍,如果符合劳资协议规定并提前三个月告知,雇主有权在任何时候,以不承担离职成本的形式解雇员工,不论其称职与否。因此,与瑞典、德国等国相比,丹麦企业可以更加便利地调整员工规模。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提高了丹麦企业竞争力,以及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这适应了丹麦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在丹麦,75%的企业是雇员少于25人的中小企业。在危机下,丹麦的失业率先是上升,而后较为快速地回落,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在世界经济论坛国家竞争力排名中,丹麦一直位居欧洲前列,最新的排名是欧洲第三。2公司所得税率仅28%
埃达看起来不到30岁,五年前从中东某国来到丹麦,目前在哥本哈根定居。在劳动节遇到她时,她刚失去了在哥本哈根市中心一家超市售货的工作。
今年1月,她就有被裁员的预感。当时,她的工作时间由每周40小时调整为丹麦标准的每周37小时。很快,她就被宣布,自己可能要被裁员。
这下可以休息了。她不无调侃地说。此前,她的税后收入大约每月1.1万克朗。现在,她每个月需要支付位于哥本哈根郊区1500克朗的房租、1200克朗的交通月票以及大约3000克朗的日常开销。不过,现在虽然失业了,埃达对说她并不太为收入担心。因为,她能拿到税后9000克朗的失业保险。
实际上,丹麦灵活的劳工制度背后,即有赖于丹麦高度发达的保障体系。据《福布斯》杂志一项关于失业津贴的调查,丹麦是全球失业津贴最高的国家。在过去3年里工作了52周的丹麦失业者,能够在接下来的4年里领取相当于其过去平均收入90%的津贴。在美国的一些州,普通工薪阶层的失业津贴仅为收入的27%。
问题在于,谁来承担如此巨额的失业津贴呢？
28%,这是丹麦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和政府高昂的社保成本支出相比,这一企业税率似乎太低了。要知道,在中国,2008年两税合一之后,企业所得税税率依然有25%,在这之前,企业要缴纳33%的所得税税率。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披露的165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所得税税率,有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的税率超过丹麦的28%,如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法国等。
实际上,丹麦的社会福利支出主要是由政府承担,失业保险金则由政府和员工共同承担,员工要承担约8%的社会保障税,以及高比例的个人所得税。因此,企业雇主在社会保障上的负担非常轻。
安德森的研究表明,丹麦的劳动力平均成本约为35万克朗/年或150克朗/小时。雇主承担的社保费每年在3000克朗左右,仅相当于平均劳动力成本的1%左右。因此,算上社保费,丹麦雇主支付给员工的总成本低于瑞典、德国等。这就使得丹麦企业在整体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丹麦最大的雇主协会丹麦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克劳斯拉斯穆森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在政府提供足够保障的情况下,资方负担的员工社保费可以忽略不计,企业得以轻装前进;企业可以快速、低成本地与工人解雇,这也可以使企业放心雇人;企业还可以自由调整工作岗位,并采取轮岗、待岗等灵活的劳动制度,政府则负责补足轮岗后造成的工资下降部分。
这样,丹麦的企业可以更加便利地调整员工规模,适应市场环境,快速完成转型;而劳工也可以更好地就业,并适时转行做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从而达到企业竞争力与劳动满意度的双赢。
3社会保障资金75%来自政府
高额的社会保障支出,但企业所得税率又是如此之低。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机制如何呢？
丹麦的社保主要由两类构成:自愿性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具体则包括失业福利资助、工作转换期保障、对弱势群体的较高福利保障、因病时期的临时资助等。
这两类社保支出,社会救助由政府完全承担,自愿性失业保险相当于一种保险机制,由政府和个人共同构建资金池。
综合来看,丹麦就业保障资金的75%左右来自政府,包括对自愿性失业保险机构的补贴、社会救助、企业破产后支付薪水和教育培训费用等。另外25%来自员工个人,即在职者资助失业者,工作时为失业后未雨绸缪。
丹麦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此非常吻合。例如2007年,社会性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丹麦为71.6%。这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如德国当年为70.8%,法国为68.5%,意大利为61.9%,日本为66%,美国为58.4%。在以上社会性支出之中,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比重高达40%以上,也在最高的国家之列。当然,政府投资等经济事务支出只占丹麦财政支出的6.6%。
大多数自愿性失业保险由工会经营或所属,例如丹麦最大的工会3F经营最大的失业保险机构3FA,有30万雇员是3FA的客户;不是工会会员,也可以在付钱后成为某个工会经营的自愿性失业保险的客户。
虽然失业保险机构是工会所属的,在所有制上属于私有,但是政府给这些机构大量补贴。不仅如此,政府不会坐视失业保险机构破产,会保证每个失业者都能收到保险金。每个员工工资中缴纳的8%社保费保障了这项资金的来源。
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可到社区的就业中心申请社会救助。社会救助是政府的补助,失业者个人不要缴纳任何会费。但申请社会救助的要求比较严格:前提条件是没有任何收入,亲人的收入不够供养,银行没有存款;受资助者则被要求积极寻找新工作,或参加专业技能培训等。
丹麦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保障机制,但丹麦的社会保障并不希望养懒汉;相反,这套制度要求失业者积极找工作,尽快重新就业。4个人要积极再就业
丹麦积极的再就业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府如何采取合乎每个失业者情况的培训和再就业措施,帮助和督促他们尽快返回劳动力市场。
摩登宾得是哥本哈根就业中心行政主管。他对本报介绍,就业中心的职责就是帮助失业者再就业。在失业后4年内,失业者可享受高达原工资80%的失业救济金。
这里有权利与义务的匹配:你接受了政府的资助,领取高额失业保障金,就要积极找工作。宾得说。
根据规定,失业者在接到解雇通知的次日就要到就业办公室去登记,并接受技能评估。评估结果按照技能高低分五类,从最高的能很快就业到第四类缺乏技能再到最低的存在社会问题,就业中心根据评估结果提供再就业服务。
失业者有义务寻找工作或者接受再就业培训。就业中心会提供空缺职位的信息,如园丁、社工、残疾人护理员等。如果失业者无理由地拒绝接受两小时车程以内的工作,失业保险金将立即取消。
宾得说,教育培训在再就业政策中的位置非常重要;他认为,教育还是丹麦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丹麦始终重视教育的普及,具有支持针对各种雇用层次的终身教育传统。政府还为失业者提供培训项目,帮助他们提高技能,并支持他们找到新的工作机会。
针对长期失业人员,丹麦地方政府还为这些人提供为期两年的额外现金资助,以帮助其尽快回到职场。参加这一资助的有5万人以上,约占全国人口的1%,其中近一半为外国人。
拉斯穆森介绍,危机前,丹麦每年有约25万人步入失业大军,但同时也创造出同样多的新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丹麦人并不关注具体某个职位的就业,而是关注整体失业率在动态中保持低水平。
在采访中的直观感受是,丹麦人换工作比较频繁,一些人并不把离职当回事,反而把这当成难得的休息和充电时间。他们说,虽然跳槽和暂时失业是常有的,但丹麦人的感觉是安全的。
5丹麦模式核心是什么
在企业资方、雇员劳方、政府的三角关系之中,企业有灵活的用工制度,雇员有很好的保障,而政府的真正用武之地,不在劳资关系本身,而在维持社会保障体系与促进再就业。丹麦人经常将他们的制度称为灵活保障金三角或丹麦模式。
这种模式在丹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丹麦的劳工制度并非从来如此。以前,丹麦曾经和瑞典相仿,福利、保障有余,效率、灵活不足,养懒汉的现象非常普遍,即很多失业者坐吃财政补助不出去工作。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丹麦出现了企业竞争力下滑、失业增加的不利局面。
1994年,时任丹麦首相、传统上代表工会势力的社会民主党人保罗拉斯穆森对劳工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思路是,雇佣关系的建立与解除本身由市场决定,而政府负责提供后盾社会福利和保障。此外,他还强化了1990年引入的积极再就业政策。由此,灵活保障金三角得以建立。在他执政期间,失业率从13%降到5%。中右的自由党于2001年上台后,着手精简公共行政机构,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以劳资集体协议为基础、灵活保障为核心的劳工制度。
这套制度的核心精神是,让市场的充分归市场,政府的充分归政府。
丹麦劳工制度受到了欧盟的推崇。在最新的《欧洲2010年战略》报告中,欧盟委员会明确提到将丹麦的灵活保障模式推广。
就在快要结束采访的时候,丹麦劳工保障发生了一项重大变化:5月25日,目前执政的自由党/保守党中右联盟与右翼政党人民党达成了一项关于劳工政策的协议,将失业后拿失业保障金的时间长度由四年降为两年,同时有多项削减福利的政策。
这套方案在丹麦引起了争议。当地媒体民调显示,支持和反对这一方案的各有45%。支持者认为,新方案将领取失业保险金时间缩短,这有利于刺激失业者更积极地找工作;反对者则认为,新方案损害了劳工利益,特别是外籍劳工利益外籍劳工几乎占了拿失业保险金人数的一半,其中有不少是长期失业。
毫无疑问,新方案动了劳方福利的奶酪。
这项改革的背景是经济危机下丹麦财政赤字的高企。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丹麦去年的财政赤字高达历史性的1万亿克朗。为了刺激经济,今年年初政府实施了减税计划,这更是使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填补财赤,政府向福利制度开刀,刀口就是四年失业保险金。
克劳斯拉斯穆森认为,社会福利制度不够灵活有效一直是丹麦劳工制度的一大问题。他认为,人口使得福利制度必须要作出改变。他对缩短失业保险金时间长度表示赞同,认为这是正确的改革方向。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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