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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保失业保险早报：30年前，很多中国农民还无法想象，自己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穿梭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成为“两栖人”，曾经只有城里人才可以享受的“看病报销”今天竟然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同样让30年前中国的城里人难以理解的是，养老金竟然要自掏腰包，作为社会主人的他们竟然还会“下岗”，要自主择业，自谋生路。
30年间，中国就业改革走的是一条坚持市场为导向、不断协调城乡统筹的艰难之路，其最大贡献是实现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与就业和中国人的福祉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是从空白开始艰难起步，并最终将体系之外的8亿农村人口也“网”进来，这是构建让群众享有较好社会福利的和谐社会重要的第一步。
今天，站在社会保障改革30年的十字路口，中国全民社保的框架和思路渐清晰，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标也已经明确。我们有理由相信，共享较好的社会福利不是梦想，我们正一步步靠近她。
1、“铁饭碗”被打破社会保障开始改革
“一次分配定终身”就业模式出现松动
1979年起，全国1500万知青大返城。知青们回到城里，发现自己成了“老青年”，揾工成问题。每年还有新生劳动力来抢饭碗，城市失业率一度超过5％。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失业高峰杀到。就业的“冷空气”让人们在寒意中，审视起当时的就业制度。
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话说，当时农村和城镇的就业是被户籍制度严格分开的。当一个农村孩子呱呱坠地，若非他奋发图强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否则一辈子就被牢牢“圈”在黄土地上。
1989年起开始担任劳动部副部长的令狐安曾是后来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中坚人物。他回忆说：“当时国家对城镇的复员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城镇未升学的中小学生都统一安置就业，形成了国家包揽、行政隶属、身份差别、终身固定的劳动体制。当时叫做‘一次分配定终身’，好多年轻人在上大学时谈朋友，毕业后如果没在一个单位的话，这辈子基本上就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因为当时调动工作非常困难，要盖十几个章，还要开会讨论，好多年轻的情侣因此劳燕分飞。”企业不能自主招工，劳动者也不能自由流动，企业“包揽”职工的医疗、住房、子女读书就业等一系列生活问题。在“铁饭碗”、“终身制”、“高福利”三位一体的就业格局下，职工的积极性极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也回忆道，1980年中央提出了“三结合”就业方针，即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就业以及自谋职业三者的结合，打开就业“三扇门”。此举原本作为当时失业的“解药”，但它却无意间给“统包统配”这块钢板撬开了一条“缝隙”。
养老保险改革终结“企业包办生老病死”
1979年起，改革的春风在劲吹，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因为牵涉面太广，仍然是钢板一块，未能松口。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是，个人福利与生老病死都由企业负担，俗称“企业办社会”。
后来担任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赵人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中国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进行系统调查。他回忆说：“当时，只要全家有一个人是城镇职工，全家都吃喝不愁。当时企业不论大小，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工厂外，幼儿园、小学、医院等一应俱全，职工及其子女的医疗、教育等负担均由企业负责。上一辈退休了，他的后代还可以搞‘子女顶替’。当时有个笑话说，就算职工去世了也有工厂的厂车拉他去火葬场，享受到最后一次国家的福利，企业就差火葬场没办了。”
据1979年的一项数据，全国公有制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成本高达6000多亿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阶段的保险是“企业保险”，而不是“社会保险”，它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冗员过多，企业不堪重负，效益低下。
1978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率先打响了我国社保改革的头炮。主要做法是实行养老保险费用社会统筹，建立劳动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负担，引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机制。至1994年全国先后有北京、上海等13个省、直辖市实现了省级统筹。同年，国务院颁布了《供应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等四个文件，标志着失业保险制度正式建立。
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海南省和深圳市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综合改革试点，采用储存基金保险制和现收现付相结合的模式。时任劳动部副部长的令狐安回忆说，养老金要个人掏腰包，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很多群众到工会反映情况，后来很多工厂专设了法律宣传员来解决群众的情绪波动。
2、劳动力进市场养老金有了新框架
劳务市场出现农民工涌向城市
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四项规定”，其中的《国有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明确国有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职工能进不能出的限制被打破，国有企业首次获得用人自主权。禁闭的“闸门”开启后，企业雇佣行为日趋市场化。
随之，劳务市场横空出世，广东又是“首吃螃蟹”者。1987年4月20日，广州越秀区举办全国第一个劳务集市。相隔21年后，时任越秀区劳动局局长的蒋克昌仍清晰记得当年集市“开张”的盛况：80多个单位设点提供1000多个职位，两三千人进场。“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不是找工作的，只是来开个眼界。习惯了国家分配，第一次看到求职者逛集市找工作，太新鲜了！”
劳务集市办得热热闹闹，蒋克昌却不敢张扬。他坦言，当时还很忌讳“劳动力市场”之称，对劳动力属不属于“商品”存有剧烈争议。时至1992年10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才正式提出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目标。到1998年，全国劳务市场已达3万多家。
同时，严格的城乡隔离开始“解封”，“农民工”进城了！从1989年开始，每年春节后都有数百万农民工浩浩荡荡涌向广东，形成中国第一波“民工潮”。
三方出资搭起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活跃，也推动着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随之上行。由于城镇劳动力人口猛增，国家全包资金缺口太大。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共同筹资，职工个人按本人工资的3％缴纳养老保险费。
1993年，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经历了一项重大抉择。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其中一个最重大的突破是关于个人账户的设置；“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实际上就是社会统筹和积累制的结合。
随着征收额的扩大，中央要求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险基金经营分开。
1997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养老保险制度多种方案并存的局面宣告结束。养老金的构成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至1997年末，11个参加行业统筹的行业在职职工人数为1400万人，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5.8％。与此同时，1994年，国务院决定在江西九江和江苏镇江进行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医保费用也采取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制度。
3、大量职工下岗基本生活亟待保障
全国1200万职工下岗
伴随“计划”的色彩逐渐褪去，就业市场化向纵深推进，就业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爆发。
下岗的“第一波”在1997年到来。是年，中央决定花3年使国企“解困”。年底，全国1200万职工下岗，形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失业高峰。
如今已是广州几家肠粉店小老板的蔡姨就是从那时开始创业的。下岗后，蔡姨和丈夫在海珠广场附近租赁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店铺，并邀请一同下岗的几位姐妹一起帮忙打理。
由于价格实惠、口味又好，蔡姨的肠粉店很快做大，不到半年便收回了成本。如今，蔡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小老板，当年一起创业的几位女工也有了自己的店面。回首往事，蔡姨表示：“说来要感谢国家的下岗政策。”
截至1996年，我国一共有1000多万职工下岗待业。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国企累计下岗2818万人。“就业难”、“再就业”也就从这一时期开始悄然成为流行词。为鼓励下岗职工重拾信心，刘欢的一首《从头再来》风靡大街小巷。
就业难题不止一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学生就业告别“国家包分配”，进入市场接受挑选和考验。到本世纪初，随着高校扩招，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不争的事实。
“三条保障线”保证工人生活
随着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和下岗职工的出现，养老金拖欠问题也顿时严峻起来。截至1997年，全国共拖欠养老金37.5亿元，涉及241万人。到了1998年，拖欠养老金的省份达到25个。同时，由于企业破产或经营不善暂停缴费，全国有11％的养老金个人账户成为“空账”。
为确保城镇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1998年，国家采取“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政策。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的张左己解释说，所谓“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按时足额发放、确保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三条保障线指的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可领取三年的基本生活费，三年仍未再就业的，可继续领取失业保险两年，享受失业保险期满仍未再就业的，可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到2001年，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领到基本生活费，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基本足额发放。
4、民工潮卷全国农民开始享有保障
“三流合并”带来就业寒冬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尽管国家对待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时有摇摆，但“民工潮”仍以不可遏制之势席卷全国。2000年国家统计显示，每年流动于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流动劳动力超过9000万人次，全国城市接纳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1.2亿人，仅广东接纳的农村劳动力就有2200万之众，居全国之首。
加上城镇下岗职工和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三流合并”更具“杀伤力”，中国就业迎来了最困难和最严峻的时刻。
农民开始尝到社保改革甜头
随着个人账户“空账”的规模扩大，国家财政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2001年7月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在辽宁省沈阳市宣布，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正式启动。试点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将个人账户的规模从11％降到8％；第二，逐渐将个人账户全部“做实”。到2006年，试点改革扩大到除东三省之外的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为了解决8亿农民的看病难题，2002年，国务院提出要逐步在全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只需交10元左右每年即可看病报销，部分省份的最高报销额度可达3万元。很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终于开始进入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5、城乡统筹启动中国迈向“全民社保”
城乡统筹就业扭转二元结构
2002年，国务院发布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积极就业政策。积极就业政策对下岗职工从“基本生活保障”及时转到“就业保障”上来，重点在于通过系列举措为下岗工人再就业“造血”。在3年实践的基础上，2005年国家将积极就业政策进一步完善，增加了小额贷款、社保补贴、失业调控等内容，并将政策“有效期”再延长3年。
从2002年开始，统筹城乡发展逐渐成为官方和专家们达成共识的提法。有专家认为，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转变，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而二元结构扭转的落点，是“城乡统筹就业”。2006年，国家选择一批城市做统筹城乡就业试点。目标直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保障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的制度、促进城乡劳动者实行比较充分的就业。
改革目标指向“全民社保”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指出，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2007年，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入新纪元。
2007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从当年起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入保障范围。专家估算，这项政策将使我国3000万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获益。赵人伟说：“这标志着以前长期被隐性排斥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农民，正逐渐被纳入中国社保体系的网内，只要进入了这个网，就标志着你有了保障。”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年末我国城镇养老、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双双突破2亿，7.3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截至2007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0107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22051万人；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3131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1645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12155万人，其中参保农民工3966万人；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7755万人。全国7.3亿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累计支出总额为220亿元，累积受益2.6亿人次。全年2271万城镇居民和3452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在四天前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指出，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全民社保是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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