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未富先老”，如何应对“银发浪潮”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认真应对的重大课题。“十二五”期间，我国还面临“未富先老”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将进一步加速。如何应对“银发浪潮”，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我国正以年均近1000万人的增幅“跑步”迈进老龄社会

          人口学一般将总体人口划分为三个年龄段：0－14岁为少儿人口；15－59岁为成年人口或生产年龄人口；60岁以上为老年人口。而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反映的是人口结构状况。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老龄学家开始使用“人口老龄化”一词。二战后，法国国会人口研究所所长皮撒（B·Pichal）为联合国社经理事会撰写《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一书，第一次在书中提出一个标准，在全部人口中老年人（6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占7%以上的称为老年型人口（4%以下的可称为年轻型人口，4%-7％的可称之为成年型人口）。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该国家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该国家总人口的7%，那么该国家就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比例已达11.21%；2001年，65岁以上人群比例也已达到7%。也就是说，在本世纪初我国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正以年均近1000万人的增幅“跑步前进”，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发展到三四个人中就有1个，且高龄化、“空巢化”、“未富先老”现象日益严重。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世所罕见，而且规模空前。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国情，35年前年轻人口是老年人口的6倍，人口转变带来丰沛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支撑我国经济惊人的崛起；35年后老年人口是年轻人口的2倍，将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全局性、战略性重大改变和深远影响。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人口基数大、人口增加快、未富先老等九大特点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老年人口基数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达１．７８亿，占总人口的１３．２６％，其中６５岁以上老年人为１．１９亿，占总人口的８．８７％。我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１亿的国家。

          二是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呈现阶段性。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四个不同发展阶段：1950年到1975年为老年人口的平稳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人口老年比稳定，1950年为4.5%，1975年时为4.4%。1975年到200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前期阶段。这一期间，人口老年比从1975年的4.4%上升到2000年的6.69%，初步进入老龄化阶段。2000年到203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调整阶段。在此期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比例年均上升0.39个百分点。2030年到2050年为高水平人口老龄化阶段。这期间老龄化速度开始减慢，但人老年人口比仍将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三是困难老人数量多。近１０年来，８０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了近一倍，已经超过２０００万；随着年轻人异地工作，父母与子女异地居住，空巢老人越来越多，２０１０年城乡空巢家庭接近５０％；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已达３３００多万。

       四是老年人口增加快。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预测，２０１４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２亿，２０２５年达到３亿。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超过4.12亿，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5，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4，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五是老龄化先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５０００至１万美元之间，目前在２万美元左右。而我国现在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之中，１９９９年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足１０００美元、２０１０年才突破４０００美元。

          六是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２０１０年老年抚养比（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老年人的比例）为１９％，大约５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１个老人。据最新预测，２０２０年约３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１个老人，２０３０年约２．５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１个老人。

         七是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相伴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家庭３．１人，家庭小型化使家庭养老功能明显弱化。

         八是人口“未富先老”。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社会性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既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也有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医疗条件改善，人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人的寿命延长，出生死亡率、自然死亡率大幅下降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人口出生率下降、人民寿命相对延长基本同步。但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都是在经济发达时期，经济承受能力强，而且及时建立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即使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出现一些问题，也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然而对于我国而言，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人均GDP、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预计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老龄化达到峰值时，人均也只能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必然会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九是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发展很不平衡。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和浙江、江苏、山东等中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市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较严重，而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如新疆、西藏、青海、宁夏等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小。地区之间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预示着未来人口流动的加剧，人口老龄化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明显，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将通过吸引西部地区年轻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满足。因此，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将减小地区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如果劳动力从不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速度很快，也有可能出现不发达地区更严重的情况。

    　　“银发浪潮”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民生活等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是具备劳动力条件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小，财政支出增大，社会负担加重，导致经济发展增速放缓。老年人口规模小，退休金和养老金支出倾向低，劳动力的负担相对较轻；反之，老年人口规模大，引起老年退休金、养老金、老年医疗保健费用、社会福利基金和社会保险基金等国家财政支出的急剧上升，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减少了生产部门的投资规模，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二是家庭养老功能减弱。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家庭少子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削弱，养老负担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能否解决好老年人口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三是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的需求突出。老年人发病率高、生活不能自理的比重高，老年病又多为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老年精神障碍等慢性病，花费大，消耗卫生资源多。对国家社会和家庭构成极大的负担，医疗保健护理系统首当其冲地迎接了挑战。预计不久的将来，医务人员约有一半的时间用于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康复及照顾上。

        与此同时，老龄化也带来诸多积极影响。

       一是倒逼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是从农业社会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快速老龄化，是社会保障体系低起点起步的快速老龄化。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傅勇认为，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我国对“人口红利”的依赖。中国社科院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发展奇迹。最近30年来，我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报告还显示，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张建明坦言，我国“人口红利”10年后进入“关窗期”。我国大中城市将面临着老年人口数量剧增、年轻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抚养率比例增加、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人口红利在我国发展中的作用日趋消失，有关专家认为这也可能为我国提供一个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说，人口红利终究是要消失的，现在最发达的国家已经没有我们所讨论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消失其实是好事，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应仅依靠人口红利。

         三是倒逼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老龄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挑战，还有机遇，这就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劳动者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以较少的人口抚养更多的老年人口。老龄化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使经济发展从依靠劳动密集和简单劳动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的发展方式，通过经济结构的提升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更具生产性的老龄社会。

     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要立足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双高”的基本国情，走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健康、保障、和谐”的老龄化新路

        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我国不能照搬西方高福利模式，必须立足人口众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区域、群体间差别较大，人口老龄化来势迅猛，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双高”的基本国情，走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健康、保障、和谐”的老龄化新路。

         宏观上，要注重统筹协调、政策指导。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香港和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新加坡、韩国等，并未因老龄化而抑制其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加坡、韩国等新兴、快速人口老龄化国家的相关经验。只要统筹协调，积极应对，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实现，仍然可以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完全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的背景下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同步。因此，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其公共政策的安排就不能只是一种应急策略，必须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人口老龄化尽管首先表现为一个人口现象，却不断和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和各个领域相互作用，所带来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公共政策要想在这个系统中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统筹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关系，并促进和支持各种不同系统共同发挥作用。

         为此，我国已相继出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关于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规划。

         微观上，力求老有所医、老有所养。国家着力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从制度上解决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与此同时，努力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顾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之路。

        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要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方针，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我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统筹发展机构养老服务，新增各类养老床位３４２万张。重点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为辖区内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加强老年社会管理工作，各地要建立老龄工作委员会。

         此外，还要解决“老有所为”问题，重视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充分融入社会。

        具体来说，一是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及早动手，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是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积极发展劳动强度较低的第三产业。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政府和社会力量应当为他们创造可以继续工作的便利，尽量使其各种能力和创造性在其身体状况许可的前提下得以继续发挥。如可以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利益机制的建立，引导劳动强度较低、技术水平不高的第三产业部门延长劳动者的工作年限，为老年人口再就业提供空间。这样，既可以增加人力资源，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又能够增加个人所得税，减少政府对老年福利事业的开支。

       三是深入调研，科学预测。在各级党政统一安排下，由各级老龄工作委员会统筹协调，有民政、公安、计生、卫生、统计、财政、劳动和社保、人事、宣传、发展改革等部门参加，对本地区的老龄人口现状进行抽样调查和普查，摸清老龄人口的数量、比重、分布以及性别、职业、经济来源、家庭结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个人需求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时段进行科学预测，分析原因，找出规律，合理确定老龄化对当前和未来社会家庭带来的正负面影响，为制定应对措施提供依据。

        四是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人就业和生活提供保障。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为减缓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应该特别重视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此，政府要制定、落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采取支持和鼓励老年人继续就业的政策和措施。如适当提高退休年龄的法律法规，促进中高年龄者就业的法律法规，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五是完善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很多的老年人生活无保障，有保障也是水平低下。我国除了少数“社会孤老”、“五保老人”的养老费用由各级政府及所在集体提供外，绝大多数老人的养老费用均须由个人或其亲属负担。然而当前或不久后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要一对已婚夫妇补贴双方父母四人的养老、医疗等费用，难度势必很大。因此，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也是老龄化社会的要求。国家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同时，个人也要积极行动起来，踊跃参加养老、医疗等保险。在大力发展我国经济的前提下，不断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六是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的老龄化社会。传统社会从孝道角度，认为应当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而现代社会从社会公正角度，认为社会成果是代代延续创造出来的，老年人应合法得到赡养。我国自古就有尊敬老人的优良传统，当前更应该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的老龄化社会，使我国的老年人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