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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牟取暴利的链条，环环相扣，公权力则是润滑油：成立一家私人劳务派遣公司作为平台，接着利用劳动监察执法“赶鸭子”，使非法用工企业不得不将员工缴纳社保的业务，交给这家劳务派遣公司。该公司在给这些员工代缴社保费用时，与社保信息管理者勾结，篡改社保信息，进而套取巨额的社保金。
长沙社保窝案爆发后，现行的“劳务派遣”制度成为多方反思之源。已呈异化的这种制度，不但是企业降低成本的“法宝”，劳务派遣公司更是吸附其上榨取利润。
社保金遭“窃”
5月伊始，当周兴文被纪委“双规”的消息传出，如同一颗大石坠入水中，在湖南省劳动系统引发震荡。
“根本没有想到他也会被牵涉进去。”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位老干部对此表示惋惜。
周兴文40出头，长相帅气，“不事张扬，人缘好”，案发时担任湖南长沙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是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候选人之一。
一份协议书将他和朋友们的秘密勾当泄露。据上述老干部介绍，长沙市纪委在调查长沙市养老保险处处长邹雄案时，在其办公室抽屉里翻出了一份劳务公司的合作协议书，其中注明了邹雄、周兴文等人的入股分红内容。
邹雄涉案受到纪委调查时，他即将迎来自己40岁的生日。当时，他刚刚由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中心主任一职，调任至养老保险处。此前，他还担任长沙市劳动监察支队的副支队长，与周兴文关系紧密。
长沙市人社局另一名处级官员张国权，则与邹雄、周兴文二人，组成了以权谋私的“铁三角”。张与周兴文年纪相仿，案发时任长沙市农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局局长、人社局信息中心主任。
“铁三角”从张国权处开始瓦解。2012年3月6日，长沙市纪委宣布，张国权因违纪被“双规”，对其立案调查。
张之所以进入纪委调查的视野，盖因长沙市人社局对社保信息的一次例行检查。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社保信息库中的多项数据被篡改，大量社保基金流失。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了解，因案件关系重大，此事迅速汇报至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处。陈指示纪委，该案涉及套取社保基金，性质恶劣，“严查”。
案件随后在相对隐秘的状态下展开调查。而学计算机技术出身，时任信息中心主任的张国权成为调查第一对象。
长沙市纪委对张国权宣布“双规”10天后，邹雄旋即落马。随后，调查指向一家名为“锦绣前程”的劳务服务公司。
这家地址位于长沙市五一大道的公司，成立于2004年，业务涵盖为企业提供劳务派遣、社保缴纳、工资福利代发、公关咨询、企业内训等服务。该公司简介中称，其“社保支持团队直接对接劳动保障部门”。
纪委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便是邹雄的妻子。多年来，邹一直担任长沙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中心主任一职。
该公司所谓的“直接对接”的渠道，实则是公权力的裙带。
“赶鸭子”执法
在锦绣前程公司制作精美的网站上，新闻更新到2月中旬便再也没有了下文。自那以后，张国权、邹雄、周兴文先后落马。
随着纪委的调查深入，涉及三名处级干部的这起社保窝案得以大白天下。以锦绣前程公司为平台，汇集了劳动监察执法、社保征缴、信息管理的牟利链条，停止转动。
据记者了解，这起窝案涉嫌套取社保基金金额近400万元。
“劳动监察执法在这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湖南省人社厅一位老干部说。在他看来，邹雄数年来任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中心主任，并兼任劳动监察支队副支队长，为公权私用埋下了隐患。
其公权私用所采用的模式，行内称为“赶鸭子”执法。
上述老干部介绍说，“鸭子”指的就是某些企业里存在的一些非法用工行为。而劳动监察部门则负责查处这些非法行为——包括收取员工押金、未依法申报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等。
就在周兴文落马前两个月，他还指挥了一场涉及长沙7家公司的劳动监察执法行动。
长沙市劳动监察支队认为，这些公司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缴社保、拖欠工资等违法行为，且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对此，长沙市人社局对这7家单位做出了相关处罚规定。
其中，湖南金视达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因欠缴社保费被罚款81000元，是这一批违法单位中被罚款最高的。
据公开报道显示，从2011年1月开始，湖南金视达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便没有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员工工资中却代扣了社会保险费的个人缴费部分。2011年8月底，该公司的违法行为进入执法人员的视野。
“首先是他们公司员工匿名通过网络向长沙市人社局举报，看到投诉帖后，我们立即对此展开了调查。”长沙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执法人员介绍说，通过核实，该公司的确存在拖欠社保费的情况。
执法人员要求湖南金视达公司10日内缴纳2011年1月以来所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并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资料。
而沉在劳动监察执法水面之下的故事，向来不为人所知。
“当类似于这样的监察执法结束后，周兴文、邹雄等人便会在私下场合向被查处的公司负责人建议，可介绍一家劳务公司，帮助这些企业代缴所欠的社保费用。”上述老干部称。
此时，锦绣前程公司便站上前台，合法地接收了这些业务，“将‘鸭子’赶进了他们合伙所开的公司”。
劳务派遣猫儿腻
代缴社保、收取劳务派遣服务费——这是国内上万家劳务公司共同的盈利模式。
事实上，如果锦绣前程公司只是接收这些业务，一切也只会游离在灰色的轨迹上，并不涉及犯罪。
“国内有成千上万家劳务派遣公司，可绝大部分都是皮包公司。”湖南省人社厅纪检组长曾坤说。
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一般情况下，用工者死亡一个人就需要60万元左右的赔偿金，可往往这些公司的注册金却只有10万、20万元。”
对于劳务公司来说，收取“人头费”是主要获利方式之一。一般而言，劳务公司会按派出的劳务人员人数收取服务费，每月每人30-50元不等，人越多收取的基数则越大。
一个劳务公司拥有多少派遣员工，是衡量这个公司规模大小的最重要指标。
2005年9月，湖南省成立了一家“湘劳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劳公司），该公司隶属于原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是一家国有独资公司，主要从事劳务派遣业务。据统计，至2009年底，该公司拥有电信、银行等系统的劳务派遣工15000余人。
巨大的人员基数，使之成为湖南省劳务派遣行业的“龙头老大”。据该公司的财务收支审计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1年3年时间，该公司共收入1400余万元。
不仅仅于此，“（劳务公司）最大的利润，则在于钻社保的空子。”湖南省人社厅总会计师王运柏说。
他解释，按照国家统一的政策规定，劳务派遣工一般按照当地社会平均工资100%的比例给员工缴纳社保，但“这个政策有弹性”，最低可缴纳60%，最高300%。
当这些皮包劳务派遣公司给劳务派遣工代缴社保时，“公司会向社保管理部门争取到缴纳社保的最低优惠。”王运柏说，“而员工往往并不知情。”
劳务派遣工所服务的单位支付给劳务公司的费用，一般都按100%的比例核算。自然，“节约”下来的社保费用部分，被劳务公司卷入腰包。
可是，拥有上千名劳务派遣工的锦绣前程公司对此甜头，显然并不知足。
“利用张国权的技术和权力，该公司将代缴社保人员的种类全部改成了‘灵活就业人员’，就是‘临时工’，公司便可再多留下8%的社保费用。”上述老干部说。
该案中，社保信息遭到篡改的人员达到数千，“事后，长沙市人社局花费了3个月时间，才将数据还原。”湖南省人社厅总会计师王运柏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长沙社保窝案仿佛一个信号，迅速启动了长沙市的一场“反腐风暴”。
自3月6日起至5月底，以张国权案为契机，短短80多天时间里，长沙市纪委动作频频，先后查处了21名县(处)级干部。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袁柏顺教授分析认为，这些案件中的一大特点就是腐败串案、窝案比较严重。
长沙市纪委、市监察局（预防腐败局）官方网站“长沙廉政”开设警钟长鸣专栏，将所有官员涉嫌违纪被立案调查的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随后，一篇网帖广为流传，发帖人称赞长沙市纪委为“史上最有为的纪委”。
窝案余震蔓延
目前，长沙社保窝案带来的余震，还在湖南省劳动系统蔓延。
湖南省人社厅一名正处级退休干部张有云，将矛头对准了行内的“龙头老大”。
2012年8月，他实名向湖南省纪委举报，反映湘劳公司在劳务派遣业务运营中的种种问题。
依据“劳动部门不得自己开办劳务公司”的相关规定，2011年9月，湘劳公司刊登公告宣布注销解散，所有业务则打包交由一家名为“湘辉”的私营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张有云称，在某些官员的操纵之下，湘辉公司侵吞了湘劳公司利用行政权力建立起来的业务资源，夺取了湘劳公司的巨额服务费用。
实际上，利益的焦点，便是湘劳公司拥有的15000余名劳务派遣工。
蹊跷的是，湘劳公司宣布注销解散至今已整整一年，而注销审计报告却仍然不见踪影。
一份湖南省人社厅的内部文件显示，湘辉公司继续打着人社厅的牌子招揽业务，“有虚假广告之疑，并且很容易鱼目混珠，将来一有风吹草动，很可能引火烧身。”而湖南省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就此事，提出要人社厅接受质询。
王运柏与曾坤二人，曾经都是湖南省人社厅“注销湘劳公司，彻底剥离”决定的支持者。
“我的观点是坚决反对使用劳务派遣制度，劳务派遣的范围越小越好。”王运柏说。他认为，目前劳务派遣行为已被滥用。
2011年7月，王受邀赴海口，参加人社部劳动关系司组织的“加强劳务派遣管理”的座谈会。会议上，全国总工会代表的意见与王运柏不谋而合，“反对使用”，而人社部意见更倾向于“监管与规范管理”。
随着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正式开始实施，“劳务派遣”这个源自西方的灵活用工制度，在我国被“开发”出全新的用途，促进就业是其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但其作用逐渐异化：“劳务派遣”成为企业降低成本的“法宝”，劳务派遣公司则吸附其上榨取利润。
“目前，中国的劳务派遣已经突破了行业、用工时间、岗位等限制，成为常规、普遍的用工制度。如果再不及时、明确地在法律上加以规范，劳务派遣很可能会发展成用工主渠道，瓦解我们的劳动法律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信春鹰忧虑不已。
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2年初，《劳动合同法》修改被列入立法计划，内容直指劳务派遣——劳动合同法实施仅仅4年，就迎来首次修改，这在中国法律史中可谓罕见。
自7月6日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意见以来，半个月内便收到了16万余条意见。
八九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赴全国多地调研《劳动合同法》修正案。
当调研组来到湖南时，王运柏作为湖南省人社厅的代表直言不讳：“长此以往，劳动者利益会持续受损，将成为未来劳资关系的最大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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