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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一则微博成为公共事件。有沈阳的网友发微博称：在雪地里，一位老人在被电动车撞倒后，对撞人的小伙子说：“我没事，我有医保，你赶紧上班去吧！”随后，骑电动车的男子和等车女子将老大爷扶到路边坐了一会儿。大爷自己一瘸一拐地走了。
见过太多的被救老人悍然讹诈的新闻，看到这则新闻难免不动容。事件的后续进展，也一波三折。先是多地医院、劳动保障部门表示：交通肇事产生的医疗费用，不能享受医保。之后媒体找到了当事人—王大爷，他其实是一名保安，每月工资1700元左右，根本没有医保。他称：“当时这么说，就是为了给撞我的小伙子解解围。”这被称为2013年年末最温暖的谎言。
先讲一个我家一位长辈遇到的真事。老人家已经70多岁了，在街头也是被电动车撞了。老人家是老实人，自己感觉没什么事，就让肇事者走了。结果就站不起来了，被送进医院急救，最后还做了换髋关节的大手术。所以，老人被车子磕碰绝不是小事，哪怕当时自己感觉没事，最好还是请警察做笔录，留下肇事者的联系方式。这无关“道德风尚”，而是要规范地解决纠纷，避免彼此留下风险隐患。大家不能用道德评判代替法律评判。
似乎是从2007年南京彭宇案之后，中国进入了所谓道德危机集中爆发的时代。然而，不能因为媒体集中报道了负面案件，就认定当下中国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首先，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并受这些“负面新闻”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如今传媒发达了，原先很多负面新闻，公众无法获悉。其次，相对于善行，恶行更能刺激舆论的传播效应，所以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小概率的“坏事”。
至于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应囿于“坏人变老”的道德之争。有学者以2010年前后的634篇国内有关老人摔倒的新闻报道为样本，进行叙事结构研究。结果发现，63.5%属于“道德框架”叙事，包括表扬好心人、批评旁观者、指责被救者不义；14%属于无明显价值倾向的事实陈述框架；仅3.5%属问责框架，包括批评公共设施、问责政府部门。
可见，我们对扶老人的议题，大部分还集中于道德评判。我们能否从制度救济的层面思考谁来扶起老人呢？比如，医保制度不健全，新农保的报销比例较低；此外，很多像当保安的王老先生一样的城市边缘群体，没有享受医疗保障。这种艰难的医疗处境，是否广泛影响着中国底层的“扶不起的老人”？上个月，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将依托商业保险（放心保）公司，推出老年意外伤害保险，老人如发生跌倒、摔伤等意外伤害，均可获得保险赔付，最高可获20万元。
“扶不起的老人”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包括中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长期的医疗保险欠账、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严重焦虑等等。问题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但如果能通过保险分摊个体医疗风险，避免老无所依的窘境，就可能避免相当多的“恶”。
路人见死不救，固然是社会之耻；但救人需要单凭个人勇气，或者一个60岁的老人没有医疗保障，更是社会之耻。所以，解读扶老人问题，还应跳出道德评价的“单向度思维”，应编密社会保障网，化解老年人的生存风险，形成一个对善行正向激励的社会环境。（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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