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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发展，财政部、人社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自今年1月1日起，实施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政策。递延纳税是指在年金缴费环节和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环节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将纳税义务递延到个人实际领取年金的环节。此举是否可以视为中央政策层对年金制度改革的新起点，目前我国年金制度施行状况如何，存在的瓶颈有哪些，如何让其走出瓶颈期？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专家、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
文/记者 李光金
定位：养老“第二支柱”
我国从1990年开始研究发放“企业年金”政策，到2004年出台文件，目前为止已走过了十年的路程。最近两年从政策出台方面，中央加强了对企业年金的关注，例如2013年国务院批准发布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完善基本养老保险（放心保）制度。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挥商业保险补充性作用”。
对多数市民而言，“年金”是个陌生词汇。目前养老体系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个层次。而其中，补充养老保险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企业年金主要针对企业，职业年金主要针对事业单位。
适用到城镇职工身上，关系比较大的是企业年金，堪称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朱幼棣在接受采访时对年金养老的作用作如此的评价：“目前靠基本养老金很难达到宽裕的老年生活，必须有其他养老途径支撑。除了基本保障，还需要企业帮忙支付一部分。”
瓶颈：
供给不畅、增值无计
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在提高员工福利的同时，利用国家有关税收政策，为企业和个人合理节税，企业年金的政策制定初衷是好的，但目前的实施情况表明，年金已经步入了发展瓶颈期。
首先，这种瓶颈体现在认可程度上。据人保部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企业年金的覆盖范围仅为几百万人，只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6%，参加年金计划的基本为国有企业。朱幼棣分析认为：“对民营企业来说，他们担心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加大企业支出，影响利润，有的认为企业为社会基本养老、医疗等保险已付出很多，没有责任支付这笔额外的费用。”从职工的角度来说，长期以来，我国员工信奉“养儿防老”、“储蓄养老”，普遍缺乏对制度性养老的基本认识。
其次，体现在保值增值压力。年金目前“监管有余，效率不高”的问题主要因企业年金托管综合费用高、投资渠道狭窄致使一些地方企业年金过度依赖缴费而不是投资绩效，最终将影响企业年金的支付能力和吸引力。朱幼棣认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就是给年金投资松绑，让更专业的人和机构来进行资本运作。
再次是管理短板仍未补齐。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管理运营主要采用三种模式，而三种模式都存在明显隐患。如企业自办模式，是在企业的大财务账下开立企业年金账户，当企业遇到资金困难时，难以控制被挪用的风险。再如社保机构经办模式，由社保机构收取、管理、经营、发放企业年金。该模式的弊端在于监管与运营合一，没有披露信息的强制性。还有就是较为普遍的保险公司模式，由保险公司负责设计企业年金计划，企业年金资产与保险公司的资产没有截然分开，也难以保证年金资产的独立性和安全性。
建议：给年金“松绑”
新的缴税规定出台后，前端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将激励企业建立年金制度，企业年金规模可能会出现迅速扩大的情况，并且将推动企业年金委托投资规模。这就需要补齐当前企业年金制度的短板，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
从推广层面看，需要进一步开源。朱幼棣认为：“递延纳税是好的，但是我们目前个人所得税仍然偏高，压力过重。”他更认为政府应在税收上给予企业年金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财政部等部门日前联合下发的《关于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可以说是个积极的做法。
从投资和管理方面看，应优化现有模式。去年，人社部等4部门发布通知明确，扩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增加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特定资产管理计划、股指期货。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去年年底也表示，证监会支持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通过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投资，实现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朱幼棣认为，“美国一些私立大学的资金来源，大部分都是依靠基金运作收益，我们在这方面缺人才、缺政策。”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多向国外学习，吸纳更多专业人才，拓展投资视野，盘活越来越庞大的资金。
总体来说，完善年金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构筑更加牢固、丰裕的养老体系。目前，国外企业年金的发展已比较成熟，我国也应尽快明确基本养老保险与补充养老保险的关系和发展定位，使现收现付性质的基本养老保险水平逐步降低，赋予企业年金及商业补充养老保险以更大的空间。
年金焦点
新的双轨制？
有专家担忧，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可以在财政保障下，将并轨后机关事业人员降低的养老金“补回来”，甚至会沦为一种“新的双轨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曾公开表达了对年金制度担心：“在目前垄断和养老金并轨等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推行年金制度，只会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的差距。
如何实现公平？
中央财经大学社保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认为，建立社保制度的基础就是公平原则。虽然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并入待遇相对较低的社会养老保险中，确实遇到地方政府的各种阻力，但出于公平考虑，国家还是应该在养老顶层制度设计完毕后，先实现养老双轨制的并轨。
观点速递
对行政垄断应尽早放开
在中国，垄断分为自然垄断、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三种。除了全球都有的自然垄断和合法的经济垄断外，行政垄断是中国所特有的，石油、天然气、铁路、电信、航空，以及盐、酒和烟草的专卖等行业都属于行政垄断行业。中国一直存在行政垄断的重要原因是诚信缺失、法制不健全。对于垄断行业来说，有条件放开的要尽早放开，即使是那些不能一下全放开的行业，也要推动渐进式改革。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
改革就要让新事物合法化
改革永远是两部分：一部分会冒出一些新东西来；另一部分就是冒出来的东西要纳入合法框架。所以，改革就是解决新事物的合法化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为这10年或者20年社会当中发生的很多新的变化上升到合法化阶段提供了很大可能性。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会，使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些新事物、新做法获得合法地位。合法地位能够增加各方的预期，增加社会的稳定性、持久性，也使已经发生的变化不会随便被逆转。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北京日报》撰文
警惕反腐潜在的三种失灵
当前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同时要警惕反腐败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失灵。一是“支柱坍塌”导致的失灵。从长期趋势看，纪委主导的“打老虎”、网络横扫的“拍苍蝇”都将可能经历反腐边际效应递增到边际效应递减的过程。二是“孤岛效应”导致的失灵。一个或几个有效的反腐措施被孤立地、突出地推到反腐前哨，就恰似海洋中的孤岛。官员财产公示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但没有公民不动产登记制度、公民收入纳税制度等配套，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只不过是“扭曲的透明”。三是“反腐悖论”导致的失灵，也就是采用严厉的反腐败举措反而可能增加腐败的机会。因此，腐败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客观上要求我们采用综合的、系统的反腐败战略，破解反腐失灵的关键是形成廉洁政治的体系力。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博士刘力锐在《学习时报》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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