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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村老人讲述的“城市家谱” “00后”看懂了吗?

2018-07-19 08:00:02 无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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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是一座开放包容的移民城市,“来了就是深圳人”,但你知道深圳最早的移民来自何处吗?每天使用普通话交流,你又是否知道,除了普通话,深圳原本有宝安广东话、客家话、大鹏话、疍家话、围头话等七种方言?

  2015年4月至9月,深圳市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顾问、美国人类学学者马立安和同事付娜,带领研究团队对福田区15个村子的老人进行口述历史搜集。“你从哪里来?”、“你在哪里结婚?”“你从哪儿去市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村子里老人口中只是平凡的人生,但在马立安和团队人眼里,却是一段值得肯定的历史,而诸多的个人历史,则组成了新的城市记忆。

  马立安将搜集到的“福田故事”制成图示,邀请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参与创作。10月17日,作为2015深圳(福田)国际城区影像节的活动之一,马立安在福田图书馆开设《福田故事:新家谱》公众学堂。

  马立安希望,通过《新家谱》项目,公众能够从中去联系自己的家庭迁徙、语言变化,“不断看到自己跟深圳这块土地发生的各种联系,从而产生归属感。”

  美国学者 编“家谱”看深圳变迁

  水围村的张美琪,为马立安采访村里老人时进行方言翻译。张美琪出生于1991年,母亲是水围村的庄姓“原住民”,父亲则在上世纪80年代来深。

  改革开放35年,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一切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古老的历史和城市脉络仿佛只能在城中村和郊野农乡才能寻得些许。迁徙而来的新深圳人对此知之甚少,因为自身与周围地理文化缺乏联系而难以产生归属感。相对新深圳人而言,深圳“原住民”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知晓原乡文化的同样不多。

  这些问题,被一直以来对深圳“城中村”研究情有独钟的人类学家马立安关注到了。

  1995年,马立安带着博士论文题目来到中国,题目是《公社社会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以深圳为例》。“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很不想看?因为太学术了。”马立安笑说,“此后十年,我面对的问题是没有人看我的论文,因为这种表达方式让人害怕。”

  因此,她开设了名为“深圳笔记”的博客,写一些趣闻轶事。比如实地考察名为“翻身”、“安乐二队新村”的地铁站,并探究有趣地名背后的历史印记。她也会以一个学者和艺术家的角度直言城市规划弊端、痛陈城市文化发展弊病。

  “其实研究的问题并没有变化,但表达的方法变了。”她开始寻找接地气的方式。《新家谱》文化地理学研究项目成为最新的一个。而搜集口述历史是《新家谱》文化地理学研究项目的第一步。

  从宋朝起 移民如何找归属感?

  说起家谱,我们的第一反应也许是一本泛黄的古书,用竖排的毛笔记录下祖辈人的姓名、配偶、子嗣。《新家谱》显然并非如此。研究团队认为,传统人类学的家谱研究是研究传统社会的形成,《新家谱》却是以传统的社会科学对城市社会机理的现状进行梳理和宏观的分析。家谱可以反映出几代人的生活变迁,同时反映出很多细节的传统文化问题。希望通过这个地方在发现的过程对大深圳的精神归宿进行讨论,同时对福田区个别姓氏的历史做梳理。

  “《新家谱》项目有两个初衷,第一个是我们对本地历史的兴趣,第二个是对移民怎么扎根深圳感兴趣。”马立安说,“与古时迁徙而来的前人相比,现在的移民在新的家乡如何才有一个归属感?”

  马立安认为,新家谱有三个“新”。传统的家谱能流传下来的大多是明、清朝的,而当年的家谱跟土地产权的关系发展密切;其次,“如果谈到家族,大家都会想到父权。家谱是父亲姓氏的传承。但在广东,守家的往往是妻子,是女性在守护者男方的这个家族。我们要反思,为什么守家的女性不能作为传承?”最后,与古时迁徙而来的前人相比,现在的移民在新的家乡如何才有一个归属感?”

  6个月的时间,马立安和团队走访了福田区的15个村子。跟村子里的长者聊天式的采访,看似平淡的对答却让马立安觉得颇有收获。

  福田15个村子有八大姓氏,这八大姓氏都是怎么迁徙过来的?接受采访的福田村民,既有村里的早期居民,也有外来人口。“但无论如何,即使不认为自己是移民的人,他们的祖先也是移民。移民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的宋朝。”马立安说。

  例如,黄氏的祖先从河南经福建、江西等地来到下沙、上梅林、上沙和福田,在皇岗和水围村有文天祥和庄子的后代。

  移民的汇聚也带来了语言的融合和变迁。在走访中,团队发现,本地至少有七种方言。龙岗、宝安说的是新安县城官话,如今只有不到5000人会讲;客家话是比较普及的一种方言;还有介于广东话和客家话之间的围头话;大鹏话是所城驻军的官方话;坪山的占米话,它是客家话的一个变化,但仍被语言学家认为是一个小方言;还有过去渔民们说的土语疍家话,这个方言跟深圳作为渔村有很大关系。直到上世纪90年代,北方移民的数量成为主流,普通话才成为通用语言。马立安说:“我们现在都说普通话,这可能是一个归属的来源。”

  购物接亲 听老人讲过去寻常事

  不同的人口迁徙,反映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文风俗习惯。在走访中,马立安对口述者讲述的“购物”和“接亲”等日常生活行为极感兴趣。有老人讲述自己出嫁时是被轿子从福田村接到水围村,也有新娘是坐在自行车上从龙岗嫁到岗厦村。

  每一代接新娘的方式都不一样。1949年,新娘是坐着马车出嫁。1949年以后,很多新人采取“旅行结婚”。在1960年代,多数新郎骑着自行车来接新娘。如果新娘是从很远的地方嫁过来,还有可能坐卡车。1980年以前,婚礼在村里的广场举行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识。但是此后,婚礼都在酒店举行。

  跟村里的长辈谈及这些琐碎的旧事,并不是每一个老人都愿意回顾。“老人们有时候会觉得很无聊,他们认为只是自己的人生,每个时代都是一样,但我们认为这是历史。”

  走访的过程还原了深圳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样貌。老人们讲述,上世纪80年代,如果人们要买咸鱼,就会骑单车去沙头角,买农产品(000061,股吧)会去上梅林、龙岗,买猪崽会去观澜,买日用品要坐船去落马洲和上水。

  对于今天随处是“商圈”的深圳人来说,“赶集”并不是个熟悉的词。但在长辈们口述的“福田故事”里,福田的村庄至少有六个市场,包括“上水”和“沙头”、“深圳”和“观澜”、“公岩”和“元朗”。不同的村庄生产各自的食品,人们会去不同的市场购买本地不生产的物品。

  迁徙带来生存和繁衍,也带来不同族群的交流和发展。如今人们谈到深圳时,绕不开“国际化”这个词汇。而在马立安看来,深圳的“国际化”显然更早就存在着。“老人们关于村里寺庙的讲述,帮助我们理解了深圳自古就有的"国际化"。村里的人们信奉妈祖,南山区的赤湾天后妈祖庙是海上丝绸之路很重要的一个停靠站。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曾经到过这里。而事实上,福建、浙江、广州等沿海地区都有拜妈祖的习俗。19世纪开始,很多南方人将他们对妈祖的信仰带到台湾、越南、日本和东南亚,今天大约有1500个妈祖庙分布在26个国家。这算不算是一种国际化?”

  马立安希望,通过对深圳口述历史的认识和思考,联系人们今天的生活,发现自己跟深圳这块土地的联系。从而产生归属感。“从人类学来讲,归属感就是让你对身边的地理事物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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