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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读过严文井老师的书，特别喜欢他的童话。但是我见到他本人，已经是1980年了。
那年，为了庆祝建国三十周年，我们剧院演出了现代儿童剧《奇怪的101》。一天早场，严文井老师来看了戏，并且和演员见面。当天的《北京晚报》立刻登出了司马小萌拍摄的严文井老师和我握手的照片，照片下面写着“大病初愈的著名儿童文学家严文井观看中国儿艺演出《奇怪的101》”。和严文井老师初次见面，我觉得他长得像个老外，而且脸上一直没有笑容。
那两年，为了夺回“文革”损失的十年时间，我们剧院一个戏接一个戏地排练。演出了《报童》《奇怪的101》《喝延河水长大的》等剧目，又复排了《马兰花》《岳云》等老剧。就在我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1980年10月，中国儿童剧场（当时北京唯一为儿童演戏的剧场）因年久失修，成了危房，上级领导下命令：停止使用。
今后我们排出来的戏到哪儿去演出呢？我心急如焚。忽然想起团中央一位老书记说过的话：“为了儿童事业，我们要不厌其烦地大喊大叫！”于是，我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的袁鹰同志，告诉他：“首都唯一为孩子们演戏的剧场停了。我想写一篇文章向社会呼吁。”袁鹰同志果断地回答：“你文章的题目就叫作《四分之一和百分之一》，快点寄来，我马上登。”
文章很快就登出来了，我拿着报纸跑到北京医院，找到正在住院的冰心老人，很勇敢地朗读了我的短文。冰心老人听完笑眯眯地说：“我支持你，但我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我要请八大儿童作家联名写文章，呼吁为孩子们建一个新剧场。”冰心老人说的八大儿童作家中就有严文井老师。
严文井老师当时住在东总布胡同60号，当晚，我预先也没有打电话，就急匆匆地赶到他家。开了门，严文井老师有些诧异。我连忙自我介绍，严文井老师听完笑了：“我知道，你是覃琨。”他笑得那么开心，和我初次见到他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了。
他看完文章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建国都三十多年了，该给孩子们盖一所像样的剧场了……”接着，他问我：“文章中既然提出要先借一个剧场，为什么不直接点出来要借哪一个呢？我知道天安门附近就有一个部队的礼堂，条件不错，使用率也不高，如果借给你们为孩子们演出不是很好吗？”说完，他拿出纸笔，写了一段借剧场的补充意见。严文井老师直率和务实的作风，对孩子们真切的关爱使我深受感动。
八大儿童作家的文章《孩子们到哪儿去看戏？》，于1980年12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紧接着，茅盾、夏衍、阳翰笙、曹禺、赵寻等几位前辈也发表了支持文章。中共中央书记处很快作出决定：从1981年4月13日起，中南海怀仁堂免费开放五天，为少年儿童演出。紧接着，全国各省、市、部队礼堂也都相继向少年儿童开放。新建儿童剧场的任务也纳入了国家规划。但是从规划到现实仍然有很长的距离。
1985年元旦，我打电话给严文井老师拜年。他急切地问：“儿童剧场开工了吗？”我说：“没有，还在规划中。”他又问：“借到剧场了吗？”我说：“借不着。”严文井老师更着急了：“那你们到哪儿演出哇？”我说：“到处流浪。小学校的礼堂、幼儿园活动室、机关的食堂，哪儿都演。”停了一会儿，他说：“好，我要去看你们的演出。”
几天后，我们在一所小学演出了《快乐的汉斯》。严文井老师真的来了！满脸高兴地接过我们递给他的小马扎，挤坐在几百个孩子中间，演出从头至尾，严文井老师和孩子们一起笑，一起鼓掌、欢呼，简直变成了一个老小孩儿。那年严文井老师整七十岁了。让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寒冬腊月，在一个没有取暖设备的旧仓库里，坐着小马扎，看一个半小时的演出，真是太难为他了！演出结束后，很少能看到戏的孩子们兴奋地喊着“谢谢叔叔阿姨！”他们拥过来，争着和我们握手。
不久《人民日报》（1985年2月2日）发表了严文井老师的文章《看〈快乐的汉斯〉演出有感》。他在文章最后写道：“希望《快乐的汉斯》不断演出，还要给北京的孩子们引来一个剧场。”
值得庆幸的是，1990年10月，在原址重新翻建的中国儿童剧场终于落成了。只不过人们等待了整整十年，当年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了……（本文为覃琨女士在严文井诞辰百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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