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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延迟退休和养老金双轨制一直是两会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焦点。继养老金双轨制破局之后，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延迟退休又走出实质一步。日前，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中的正、副县处级及相应职务层次的女干部，事业单位中担任党务、行政管理工作的相当于正、副处级的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年满六十周岁退休。
既然领导干部已经开始“带头”延迟退休，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会上，延迟退休政策能否获得进一步推动呢？
3月3日《东方早报(博客,微博)》刊发的《延迟退休探路，得与“混日子”切割》评论认为，这次首先在正副处级女干部群体中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真实的含义是为延迟退休探路。从过去的经验看，比较艰巨的改革总是从比较容易入手的地方开始改革的，这次延迟退休也不例外。
说延迟退休改革是从阻力最小、获益最大的群体开始的，显然并非虚言。3月1日，《信息时报》以广东省省直机构的正处级干部的月收入为基数测算，一名处级女干部决定延迟到60岁退休，假定其在这5年内在职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延迟的5年会比55岁退休多拿9万元，这还不包括延迟退休的这5年中工资上调、福利发放等待遇。而延迟退休改革“第一步”迈出后引发的回应，似乎也相当积极。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中央委员孙晓梅便表示，她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建议是，女性干部60岁退休（规定）能否再跨出一步，扩大到正科级？
不过，与干部“带头”延迟退休的热情相比，在新华社一则《养老金并轨落地，延迟退休改革面临四项“大考”》的报道中，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情绪。该报道提到，据新华网“发展论坛”一项2万多人次参与的调查显示：如果2018年起实施延迟退休，超过92%的人反对，普通职工和重体力劳动者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工作权利利益小，“想早拿养老金享受生活”等，而对一些党员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支持态度，公众仍存“特权阶层继续保有权力”的质疑。
按照官方数据，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逐渐消失，2020年全国老年人口将达2.48亿，老龄化水平为17%。老龄化引发的中国劳动力不足也日渐突出。因此，支持延迟退休的一方，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解决养老金收支缺口、缓解劳动力不足、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突破口”。全国
人大常委苏晓云认为，“从身体状况和平均寿命来看，60多岁、70岁看起来就像50多岁的人，身体还很好。把企业员工的退休年龄男性提高到65岁，女性提高到60岁。这样多收五年（养老保险），少发五年（养老金），从身体状况来讲，没有多大影响。”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也曾表示，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1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那么，通过延迟退休来解决养老金支付难题可行吗？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想通过延迟退休来解决养老金支付难题，这样的看法是本末倒置。延迟退休的必然性应当是基于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受教育年限增长和老年负担代际公平的需要，而不是养老金有支付压力。如果人均预期寿命与受教育年限不延长，劳动力持续供大于求，即使养老金入不敷出，也不应延迟退休年龄；反之，即使是养老金有结余也应当延迟退休年龄。”
至于该如何应对老龄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看来，也并非要选择延迟退休。他认为，从国际经验看，应对老龄化的策略也是多种多样的。上策（如欧洲、日本）是鼓励多生；中策是接纳移民；下策才是延迟退休。而延迟退休的目的，也不在少发养老金，而是充分利用本国的劳动力资源。现在的问题是，占中国人力资源70%以上的蓝领劳动者，男性到了50岁以上，女性到了40岁以上一旦被辞退，再找工作就更困难了。在这样的现实情景中，如果劳动者不但不能到点拿到养老金，反而被要求再缴几年养老保险费，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处境？唐钧的上述观点，是一个很好提醒。在以往关于延迟退休的争论中，咱们很多时候注意到的是，这个政策对在职人员的影响，却忽略了上世纪90年代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几千万下岗群体。按人保部官方的说法，我国原国营企业有下岗职工3000万人，原集体企业下岗工人缺少统计。而他们中的不少人，之后没有重新上岗，或者无业、或者只能干个体，这几年又恰好进入了退休年限，可以说，就靠退休金来维持生活。不难想象，延迟退休对他们的现实生计意味着什么。
据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透露，目前的退休规定，基本上还是依据1978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而该办法自颁布实施后，已经“暂行”了近37年。而自改革开放37年来，国家的经济政策已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和调整，国家的企业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该说，退休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关于延迟退休的种种探讨，在我看来，最终还应该回归到劳动者权利的问题上来。作家刘洪波在《成都商报》上发表的《延迟退休话题中何以无人谈权利》，尤其引人深思。“总体而言，掌握权力、准权力和社会资源的人，可能希望退休越晚越好；而扫马路的、站柜台的、车间干活的、办杂事的，退休对他们而言没什么可失去的，真的把退休领养老金作为一种解脱。寿命长短，当然是设定退休年龄的依据之一，但退休年龄更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一道关于人生的政治约定；同时，因为人们工作时都交纳了社保金，何时开始领取这又是民众与政府间的经济契约。现在，围绕退休年龄问题，谈的都是平均寿命、资金缺口、他国规定、就业压力、劳动力供应等细节，"权利"却被抽干净了，契约也被忘记了。很多社会议题都是这样，似乎谈得很具体、很实际，仿佛唯此才不算空谈，而议题的真实核心却被放逐得毫无踪影。”
正如《人民日报》在《延迟退休先要厘清观念》的文章中说的那样，在所有社会分歧较大的政策调整面前，政府既不能当绕开社会矛盾的“老好人”，也不能当只做不说或者先做后说的“内向人”，而应该积极推进社会理性对话，讲清改革利弊得失，同时要根据现实精心设计技术方案，尽量减轻对社会的冲击。
本报评论员 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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