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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保医疗保险早报：刘林自从担任某地级市社保局局长以来，常常觉得自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每天成千上万张医疗保险报销单据涌来，刘林审不完，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盖章通过，否则医院和患者就会急得跳脚。他不知道每天签发出去的数千万元医疗保险基金中哪一单会出现大问题，这让他非常焦虑。基金安全是摆在每一个社保局局长面前的首要任务。近年来，随着社保参保人数的大幅攀升，骗保在养老、医疗、失业三大险种中的发案率也呈现上升态势，尤其是医疗保险的骗保金额可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社保基金安全面临风险。但作为基金安全的第一责任主体，社保经办机构长期以来处于责任和权利不对等的状态：一个管理着13亿参保人业务，每年收支规模超过5万亿的机构，却只是人社部门下属的二级单位，无能力也无动力为基金的安全性负责。《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进行采访发现，看似完备的中国社保基金监管体系存在诸多漏洞，传统的政府部门自我监管的方式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僵化编制下的基金风险社保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和财政专户管理之后，社保基金被挤占挪用的情况得到缓解，但支付中违规违纪使用仍然时有发生，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骗保，其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保经办机构在基金的使用和监管方面的漏洞。本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现在套取医疗保险资金的现象愈演愈烈，原来是以民营医院为主，而现在公立医院也非常严重，尤其是一些镇级卫生院。每当看到堆积在案头的那些医疗保险报销单据，刘林就觉得那是一个黑洞，不知道哪张会出现大问题。我是社保局的法人，也是社保基金的第一责任人，一旦出现骗保等问题，我的领导责任肯定是要被追究的，更重要的是，这将导致基金的损失。刘林说。刘林对于医疗保险单据真实性的忐忑不安，部分缘于当前社保经办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大量临时聘用人员承担着业务审核的工作。虽然社保有三级审核制度，全国社保中心也要求关键岗位必须是正式员工，但由于编制的增量与社保业务的增量严重不匹配，在实际业务经办过程中，不仅业务前段，甚至二级审核都由临时雇员来做，一些临时雇员甚至承担重要的管理岗位工作。人社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数量为8411个，编制人数15.67万人，实有人数17.22万人，总计超编15431人。社保经办机构天天都与钱打交道，带有准金融机构的性质。由于雇佣人员工资薪酬水平较低、专业性差、人员流动性强，成为了业务管理中的风险因素。另一位县级社保局局长张绣告诉本报记者，该局正式编制有8人，临时聘用雇员25个人。两年之前，这些雇员的月薪只有800元，张绣多处向政府打报告希望提高这些雇员的工资，到今年终于涨到了1800元，但这只有当地公务员工资的一半。张绣认为，临时聘用人员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稳定，社保局对其缺乏制约手段，他们一旦想与外界合谋骗取社保基金则很容易做到。张绣的困惑还在于，上级社保部门风险防控上的要求与编办给予的人员编制极不匹配。上级部门对于哪些岗位不能用聘用人员确实有明确的要求，但我们8个正式编制中，除了一正两副局长以及一个即将退休的同志，只剩下4个人，但局里有5个股，一个股长现在还是空的，找不到人来当。这样就导致张绣所在局里每个股长都是光杆司令，手下只有临时工，股长们的作用就变得非常重要。按照当地政府反腐的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每隔三五年就要轮岗，但社保局股长们没法轮，因为社保业务过于复杂，一旦轮岗，股长到新岗位不熟悉业务，社保基金就会失掉一道防线。这是个两难，股长不交流不轮岗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我们最后采取的办法就是让局长、副局长加强学习进行轮岗。张绣说。高压线背后的监管空白本报记者在社保系统采访时发现，各级政府都将社保基金称为养命钱和高压线，制定了表面上看似完备的监管制度，但实际上基金的安全仍然主要依靠社保经办机构的自我监管。当前对社保的监管，主要包括人社局的基金监督科、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以及财政和审计等其他政府部门的监督。一位地级市的社保局局长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社保的专业性很强，地方政府对于社保监管有时会出现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上级部门说社保基金很重要，一定要加强监管，但他们却不知道风险点在哪里，也不懂如何监管，往往要我们提供一个监管方案来交给他们。这位局长说。事实上，在各级人社部门都设有基金监督科这一专门的科室用来监督基金安全，但实际上能发挥的作用却极为有限。刘林说，基金监督科得到的基金运行数据都是社保经办机构提供的，监督科只能看到报表而不知道基金的真实用途，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监管。为了对社保基金进行监管，《社会保险法》第八十条要求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成立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全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社保监督委员会成员由财政、审计、工会、学术机构、大企业组成，但它相对较虚，这些人只是定期来开会，实际职能由监督委员会办公室履行，该办公室设在人社行政部门里面。日常在办公室办公的主要就是财政、税务和人社部门的人员，他们各有分工，但基本的原则是省财政负责监督下级财政，省税务局负责监督下级税务部门，人社厅局负责监督社保部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均认为，这种自我监督能起到多大作用，要打个问号。社保部门的自我监管同样缺乏有效的措施，更多的只是自律。一般省市一级的社保经办机构设有稽核科用于内部稽查，大部分县一级区域则连这样一个风控机构都没有。每一年经过刘林之手签发出去的医疗保险基金高达100亿元。社保基金责任太大，我特别希望有人能够监管我，也让我能够睡一个安稳觉。他说。刘林已经多次向上级纪委申请向社保局派驻专门人员，并向人社局提出设置一个总会计师来监控基金风险。二级单位的难言之隐最终纪委并没有向社保局派来纪检人员，因为社保局只是人社局下属的二级单位。社保系统的多位基层官员对记者表示，在当前所有的政府部门中，责权不对等体现比较突出的就有社保经办机构，一方面社保经办机构管理全国13亿参保人业务以及每年5万亿的收支规模，另一方面却只是作为一个二级部门，连人事权、财权、制定政策的参与权，甚至发言权都没有。责权的不对等，资源投入与任务量的不匹配，使得中国整个社保经办体系处于一种消极被动服务的状态。当前普遍存在的情况是，社保经办机构是一级法人，在行政上却是二级机构，是人社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按行政管理下属机构是要服从上级的。服从不是简单两个字的事情，它体现在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中。有社保系统的基层官员告诉记者。级别在行政体系中是非常重要的，针对骗保日益增多的事情，某省社保局曾经想和该省公安厅联合搞一个反欺诈行动，但公安厅希望与人社厅对等联系，因为社保局和公安厅行政级别不对应。刘林对本报记者说，二级单位所有的想法和动作都必须把理由写得很充分，然后上交人社部门，通过人社部门报给政府，政府批回财政，财政再批回人社，人社局再批回社保。任何事情走这个流程下来都是非常麻烦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偏偏很多社保政策都是急活，参保人是等不及这些流程的。刘林今年工作的重头戏是在全市上线医疗保险电子审核系统，这一技术手段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对基金安全的忧虑，但他认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引入市场机制，请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风险评估和监管，仅靠政府自身的人力和能力，难以防范基金的跑冒滴漏。刘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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