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父亲带着孩子在京城逐门磕头求助,为的是能够救活还有十天就要死了的患有心脏病的孩子。家有四亩薄地、年收入不到一万元的刘雷雷(刘天宇父亲)见人就磕头,最终只磕了25元,而他的儿子刘天宇手术需要至少8万元。兜里没钱,人们冷酷无情,彼时彼刻,刘雷雷想必是陷入了绝望。
刘雷雷面对儿子的生命危急,想到的是向普通老百姓磕头求助,而不是向民政社保部门求助。时值农村新合作医疗计划全面铺开的当下,我们如果说刘雷雷的思维陈腐行为愚昧未必站得住脚,这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解读。
深层次上,老百姓与政府之间还存有信任差距,民找官办事异常艰难,衙门门槛之高,老百姓难以跨进去。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缺少诉求门路和技巧的老百姓就更难了。而作为异乡人,囊中羞涩的刘雷雷在京城会感觉更加的无助,他只能寄希望于社区普通老百姓,望他们施舍恩惠。
浅层次上,农村新合作医疗保险计划存有大量的覆盖盲点,而像刘雷雷这样的案例可能是盲点中的盲点。
盲点一,农村医疗保险统筹层次低,封闭运行。农民绝大部分的疾病都是在县级以下的医院里救治的,而要到市里好点的医院治病,要经过繁琐的程序、遥远的路程、大幅度下调的报销率。那要是转院到省城指定医院或者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那不知道要遭多大的罪。对老百姓来说,去真正的大医院、好医院救治疾病是一大盲点。
盲点二,农村医疗合作保险覆盖率并没有全覆盖,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没有享受到新合作医疗保险。他们有的常年在外打工,家乡有些政策变化也无法知晓和参与;有的家庭着实困难,就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缴纳医疗保险金;还有的是压根就不信政府的医疗保险承诺,认为一年缴纳的几十块钱会打水漂,钱还是装在自己兜里安全。没有入保,赤身裸体地处在疾病救治保险网络之外,这是真正的盲点。
相信像刘雷雷这样没钱有病的农民还很多,有大病了,到处求救还可以随处可见。而要避免此类的悲情剧重复上演,城乡医疗改革还要紧锣密鼓地深入进行下去,唯有落实到普通老百姓头上的改革,才算是有效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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