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71-22931819
“居民有了医保卡有病就会赶快到医院住院，来住院可能国家的补贴也能达到一半，减轻了病痛，不会因为没钱不来”。
关于看病
“如果一定要说看病难，可能是指看专家号难。看病还是贵，但主要是一些检查贵。”
关于医闹
一方面医护人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失误；另外一方面还与患者的期望值有关，很多患者认为交了钱，就应该治好，这在医学方面是不科学的东西，很多东西都在研究之中。
关于疾病
羞怯，难以启齿，是当时乳腺癌患者最直接的心理。“很多女性患病之后，都不跟家里人说，当时农村妇女还有用草药敷。我们需要让最基层的人知道乳腺癌这个概念，发现问题马上就医。”
十年间过去的两轮医改，她感受了病人从回家等死到不主动放弃治疗的过程。
过去的10年对于邹天宇来说变化巨大。
3层楼的乳腺病科科室内，摆放着的120张崭新病床，在今年9月迎来了它们的第一批患者。原来那个只有50多张病床的科室，随着新大楼的使用，永远埋藏在了邹天宇的过去。
刚为患者做完手术的邹天宇，站在新搬入的办公室眺望了一下远方。窗外曾经的城中村已是一片废墟，在那片曾经见证了医院28年发展后轰然倒塌的记忆映衬下，医院的新大楼显得格外高大，“这几年医院的发展真的很快”，邹天宇喃喃道。此时，办公室门被敲响了，不停地有科室里的工作人员找她。是的，2012，医院里很忙。
邹天宇，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乳腺科科室主任，过去10年也只不过是她之前或以后的匆匆一瞥，谁知自己已成医改10年来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只是，10年过去了，曾经这个向希波克拉底宣誓的神圣职业，被尊重感降低了不少，“现在很少会有医生的孩子也学医了”，在这个四十多岁女医生的笑容里，闪过了一丝低落和无奈。
幸好，10年过去了，现在她收治的病人90％以上都享受了基本医疗保障，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医院说“我有医保”，大家心里多少有了一分踏实。
医院评审
为冲三甲竭尽全力
10月15日，是记者与邹天宇约定见面的日子。
但14日，邹天宇接到上级通知，卫生部工作人员将于15日到医院进行三甲医院的某项评审检查。因为是科室主任，她必须坐镇科室指挥工作，见面只能推迟。
当天晚上7点多，电话那头传来了她疲惫的声音：“从早上7点忙到现在，实在太累了，咱们改天吧。”而从三甲医院评审至今，“累”每天陪伴邹天宇左右。
1989年，我国开始启动医院等级评审，1998年卫生部暂停了这项工作。2011年三甲医院评审停止13年后重启，不过在当年新增的240多家三级医院被视为无效。在这样的情况下，2012年卫生部要求开展三甲医院评审“回头看”，曾经的三甲医院如果在此次评审工作中没有被通过，将面临摘牌、医院等级下调、医院资金审批减少等实际问题。
见面时，略显疲惫的她抱有歉意地调侃道“全院备战，全民皆兵”。对于这个曾经挂牌的三甲医院来说，2012年的三甲医院评审是这一年的大事件。三甲医院意味着收费标准可以更高，可以购置更加高端的设备，享有更多的科研项目资源，也只有三级医院才能申报国家临床的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今年9月，邹天宇所在的医院搬入新盖的综合大楼，硬件的提升为评审加了几分筹码。而就在三甲医院评审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时，一些不赞同的声音也出现了，“新一轮医改重点是强基层，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打造"高精尖"医院的做法和医改大方向似乎不尽相同”。
“希望早点结束”一直在医疗系统第一线工作的邹天宇在心中默默祈祷，她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病人身上。
医保九年
大病患者不再放弃治疗
1985年，邹天宇从四川泸州医学院毕业，1990年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当医生，1997年进入乳腺科工作。
二十多年来，她接触的乳腺病患者多半来自农村。在邹天宇的印象中，农村患者到医院时病情都比较重，实在熬不下去了才会来住院。
“很多患者都是用卖房、卖牲口的钱来住院”、“有几次科室接收的患者实在穷得没办法，病又拖不起了，科室还组织人员捐款”，这些邹天宇口中的农村患者基本都没有医疗保障。“就算是2003年新农合开始试点后，到医院看病的农村患者也都基本自费。”在邹天宇的印象中，2003年都没有一个农村患者有医保。
也就在2003年，新农合开始试点。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投入。
可直到2005年，邹天宇才在患者身上看到了新农合的成效，“影响最深的是，很多从边远山区来的，都有医保，覆盖的越来越广。”
情况的改观也许可以从2007年算起。那一年，农村患者的医保普及到了乡一级，即使是云南边远乡镇来的患者都有医保。“现在虽然也有比较贫困的患者来就医，但包括他们手上都是有医保卡的”。
截至今年6月底，参合人口达到了8.12亿人，参合率达到95％以上。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由2003年的30元提高到今年的300元左右。“云南针对农村地区新农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邹天宇肯定道。
据公开的数据显示，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起步于2003年，2007年实现全面覆盖。2010年，全省新农合基金支出43.50亿元，8043万人次参合农民群众受益，参合农民受益率达236％。
2007年新农合大力普及，患者多数有了基本医疗保障，病人的手术费用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包括肿瘤中化疗用的一些一类药品也能部分报销。
2008年开始，在农村居民的新农合得到普及的同时，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也涉及到了城市里的众多人群。邹天宇回忆，在以前有单位的患者才能报销，2008年开始，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低保户都有了医保卡。“居民有了医保卡有病就会赶快到医院住院，来住院可能国家的补贴也能达到一半，减轻了病痛，不会因为没钱不来”。
而到2009年，来医院就医的患者大多都有医保保障。
在医保扩大覆盖面的同时，基本医疗的保障水平大幅提升，保障范围也从重点保大病逐步向门诊小病延伸。
“现在大学生，甚至中小学生都有医保，这在以前是根本没有的。”邹天宇介绍。
新农合中另一个大政策就是大病医保，“由于是肿瘤专科医院，以前治病的患者很多是自费，肿瘤用药价格很贵，几次化疗下来家里经济就支撑不住，不得不放弃治疗。”说到这里，邹天宇有些无奈。
“小病躺、大病扛、重病得了见阎王”，邹天宇已不知遇到过多少次类似的情景，每当看着不该离开，不该出院的病人离开时，作为一名医生她心里五味杂陈。“好在现在可以报销医药费，大病的患者终于不用回家等死了。”
看病之困
看病不难看病贵
几年前，邹天宇到新加坡进行学习考察，“新加坡一个专家一天就看两三个病人，需要预约，一两个星期你也要等”，考察回来后邹天宇觉得“在中国看病已经不算难事。”
2009年新医改敲定，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会议明确2009-2011年阶段性工作目标：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及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明显缓解。
“如果一定要说看病难，可能是指找某一个专家。现在很多大医院周末都能看病，甚至还有专家号，最多就是需要一些时间排队等候”。在邹天宇看来，这么多年的医改过程，看病难也只是难在看专家号难。
；对于“看病贵”，邹天宇的回答略有停顿，“看病还是贵，但主要是一些检查贵”。至于医院为什么会选择对患者进行众多检查项目，邹天宇认为这与“举证倒置”有一定的关系。
举证倒置提出后就要求医护人员来承担责任，一些医生为了减轻风险让患者去做一些检查。“如果不去做这个检查，万一出了问题就要医生负责。”
邹天宇显露出一丝无奈，她知道人是一个整体，很多时候面对一些疾病，如果不做全身和系统的检查是发现不了问题的。“这几年，患者、患者家属的自我保护意识都增强了，医生也开始更懂保护自己了。”
医患纠纷
还好有了第三方来调解
20多年的从医史，医患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2011年，医院里的一起医闹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一个患者家属将尸体停在病房里，还从外面找了很多人来堵门，干扰医生上班，最后是当地派出所出面解决。”
万事都有两面，邹天宇希望能够看到医患关系中医院和患者之间两方的理智。一方面医护人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失误；另外一方面还与患者的期望值有关，很多患者认为交了钱，就应该治好，这在医学方面是不科学的东西，很多东西都在研究之中。
“这些事情之后产生了很大压力，我们也会提醒自己，虽然我们的职业是救人，但是一方面我们要防，要做好本职工作，要防止医疗事故，另外一方面，医疗事故发生后，有些患者是非常急躁的，那么还是要自我预防。”
好消息是，今年8月29日，昆明市主城四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市社管综治办、市卫生局、市司法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的《昆明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实施意见》明确建立省、市、区有关部门三级联运、齐抓共管、协调配合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介入医疗纠纷的处理，是目前非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的较好途径。
邹天宇对调解委员会持乐观态度，“有了第三方的调解应该会减少一些医疗纠纷。”2005年后，曾经不明显的医患关系瞬间开始剧烈。邹天宇记得，以前的医闹就针对病，不会去找很多人来帮忙，会直接面对医疗。但现在，蓄意闹事的患者方会通过干扰正常医疗程序来寻求索赔。而患者的法律意识增强，一旦有这方面的苗头就会封存病历，医院解决不了，就到医学会，其次到法院。观念的转变，面对医疗纠纷更多的人会选择走司法程序。“面对蓄意的医患纠纷，第三方的出现无疑是最好的，做尸检，走正常的程序。”
“这几年，医患纠纷都没有停止过”，这是邹天宇对医患关系最大的感受。
基层医疗
从落后无知到紧步跟上
医疗改革除了政策的颁布，落实到基层才是根本，邹天宇10年间，先后几次的下乡走基层，让她真切感受到了基层医疗的变化。
1997年，邹天宇第一次去到西双版纳进行基层挂职锻炼，“落后”，是她当时对基层医疗最深刻的感受。“当时版纳的许多基层医院有肿瘤科，但是并没有分得很细。手术室的医疗设备也很落后。”
在版纳的几个月，邹天宇记不清自己到底做过多少台肿瘤手术。在她有限的记忆中，那时候遇到乳腺癌病人，都已经非常严重。“有的病人肿块都已经破裂了才来就医，而且这其中不乏知识分子。”
羞怯，难以启齿，是当时乳腺癌患者最直接的心理。“很多女性患病之后，都不跟家里人说，当时农村妇女还有用草药敷。”邹天宇有时候感到很无奈，来的这些患者之中，很多都抱有“来到医院，肿瘤就会转移”的观念，对医生不信任。
而这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于缺乏基本的医疗知识，自那之后，邹天宇和他们队伍便开始了走进基层和社区进行宣教，普及乳腺癌知识。
“我们需要让最基层的人知道乳腺癌这个概念，发现问题马上就医。”几年过去了，在小龙潭煤矿进行宣传教育的场景仍然徘徊在邹天宇的脑海中，那时候既没检查、也没医药发放，但就是简单的宣传教育，仍然引得当地的居民蜂拥而至。
；邹天宇和她同伴的脚步遍布整个云南省的老少边穷地区，而邹天宇不是第一个去基层宣教的医务工作者，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从2004年开始，云南省开展了“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活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每年必须派本院的医生，深入云南省国家级、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边疆少数民族县、乡开展医疗卫生工作。
而截止到2011年，全省已从130所二级以上医院抽调了3644名医疗技术骨干。这些医务人员下乡锻炼的经历，将作为其评选职称的主要条件。
两年前，当邹天宇再次去到版纳，再次走进基层医院的手术室时，眼前闪现的设备已能和没搬迁之前自己医院手术室内的设备相媲美，有些手术室甚至比前两年自己医院的手术室还要好。
改变的不只是硬件，还有医务人员的医务水平。“很多医生都到过昆明进修，有的还去过北京、上海进修，整个医院的医疗水平提高得很快。”说到这里，邹天宇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她很欣慰，自己的医院也曾直接帮扶过当地的医院。
2006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发展社区卫生的意见》，意见中提出，到2010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和有条件的县级市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政策出台至今已有6年时光，邹天宇最欣慰的是，社区医疗在疫情的防疫上做得非常好。“很多社区医疗机构，能够解决社区内居民的小病，能够减轻大医院的工作量。
到国外调研过的她认为社区医院除了能治小病，还应该帮大病患者联系大医院，话语间邹天宇对新加坡的社区医院不乏赞美。而对于云南的社区医疗机构，邹天宇抱有赞美，也存有弊病。在邹天宇的记忆中，2010年，院里曾派医生去社区待过一年，但因为社区医院牵涉到管理等诸多问题，做起事来并不理想。
按照2006年9月份昆明市《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实施意见》，到2010年，全市设置卫生服务机构310个，其中，卫生服务中心90个，服务站220个。每3-5万人就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3000-6000人就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40％左右的城市居民，享受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服务模式。
医生的孩子学医少了
从2004年当上科室主任，邹天宇基本过着不着家的生活。早上8点之前到医院，例行地查房，与每一个病患交流，查看每一本病历本。
因为是科室主任，她得到的理解和支持超出了科室的每一个医生，但她仍然能明显地感受到医患关系间微妙的变化和紧绷的神经。“很多药，患者家属都会询问用途和价格，他们会认真地记录，要花很多时间解释”。
现在家对于邹天宇来说就是“回家睡睡觉”。生活有压力，但令人头痛的压力却来自工作，科室的发展、学术的发展、紧张的医患关系。
医疗资源的不平衡导致大量病患集中在城市里的大医院，作为一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医院门诊、手术、病床翻了几倍，承受的压力更大。“门诊病人太多了，只能限号，上午限30个，其他的预约好，有多少就看多少，不限号根本看不完”。
“我觉得量还是偏大的，我们除了看还要检查。一个病人平均要花5分钟以上，要看，要写病历，要检查病人的病情。”以前病人少的时候，邹天宇和医生们可以和患者多聊一会，能听听病人说病情之外的事情，但现在病人多了，很多时候不得不打断他们，最开始普通门诊一天就看20多个，现在上百个都有，不均衡。
“工作量涨了四五倍，我们的时间、精力有限，而患者不了解，认为医生态度不够好，加深了误解和矛盾。”她最多时一天做五六台手术，“做完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工作量的大幅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匹配的待遇，做了9年科室主任的邹天宇工资虽然有增加，但那是随着职称而增加的。而7.5元/个的专家号延续了好多年，医生这块的服务费并没有太大增长。
9年来，邹天宇明显感到年轻医生的压力逐年增大，“医疗发展很快，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需要不断地考试，无论晋升哪种职称都要不断地考试，而他们还要工作。”
“现在科室有一个习惯，周末就算安排休息，医生也会主动到病房去查房”。邹天宇说，这么多年看着自己医生朋友的孩子没有一个选择学医的，工作太累、待遇不高、压力大，再者行医环境越来越差，很多医生不愿意孩子学医，孩子自己也不愿意学医。
“虽然自己的女儿选择了学医，说实话作为一个母亲，我心疼她”。
标签： 医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