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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国考”也在降温，2014年公务员报考人数比去年下降了36万。高压之下，基层公务员神经长期绷紧，但这并未得到大范围的重视。
“大领导如果一出事，整个系统都会面临洗牌。首当其冲的是，工资待遇肯定会进一步被削减。” 王斌说。“高层希望通过这两年的肃贪将公务员职业复归平常，将一些怀有特殊预期的人挤出去，才能推动改革。”在体制内浸淫二十多年、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于波，从未像今天这样想要离开这个体制。“八项规定”刮走了逢年过节的购物卡，曾经引以为傲的社会地位和面子也受到挑战。
身为中部某市工商局副局长，于波以前无论走哪，别人都会敬他三分，现在，谁都可以调侃他一番：于局还好吧？没进去吧？
“既没有利益带入，又没有正面形象，你觉得我继续待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波说，只要公务员养老金并轨，他就立马辞职。
他身边已经有不少人在付诸行动，其中不乏一些大的领导，比如该市建委的一位副主任去了某知名房企。在全国，也不时传出公务员下海的零星个案：2014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2013年10月，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去了一家律所。东部某市的法官出走太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文要求警惕法官辞职。舆论预测，继1992年和2003年之后，中国或将在未来几年迎来第三波官员下海潮。
但是在风声鹤唳的官场，更多的人像于波一样，选择继续观望，在辞与不辞之间挣扎。浙江省心理医生赵国秋发现，八项规定推行的最近两年里，找他看病的公务员比过去明显增加。赵从2007年开始一直担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牵头人。他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的分数比较高”，比2007年调研时更为严重。
“糖”没了
没完没了的应酬，一度令王军这个东部某市供电局的处长叫苦不迭，一开始，当禁止吃喝的大棒挥来时，王军还长嘘了一口气：从此可以解脱了，但接二连三的规定，让王军很难再快乐起来。
先是每个月5万块的奖金不见了，接着连哈根达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前不久，电力系统还给所有处级干部的公车上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意味着如果王军想公车私用，后台一目了然。
“这哪是在当官！”王军说，他已经很久没敢出门吃饭了，要是非被朋友拉出去，就一定把老婆孩子捎上，以证清白。这种做法在他的官场朋友圈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
王军或许不知道，其他系统的官员面临的监管不比他松。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广东某市官员的离任审计变成三五年审一次；在浙江某市，行风监督员隔三差五就上门……
“最近我们正好要搬家，办公室有点乱，被监督员看到了，立刻对我们提出批评，说公家单位要注意形象。”浙江某市一位官员记得，上回，某单位违规发了袋大米，市里也要通报一下。
这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高压线。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2.45万起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数以万计的干部因此受到处理。
乌纱难保的风险，使得每个官员都不敢掉以轻心，执行时中央到基层由此层层加码。王军的领导交代：“你们私底下说话注意点，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讲。”原本就谨小慎微的官场，变得更加噤若寒蝉。中午到食堂吃饭，王军发现大家都各吃各的，莫谈国事，“就好像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对我们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一样”。
在上海某市直机关，正科级干部陈斌也早就嗅到了这股紧张的气息。和所有人一样，陈斌知道组织干部处处长辞职的消息，也是通过一张A4纸大小的布告。刚刚过去的4月，这个消息像一枚炸弹，在单位里炸开了锅。
“他已经快五十了，又在那么重要的职位，他的离开确实有违常识。”陈斌说，这位处长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估计一个月前就提出辞呈。而在他的视野所及，已经离开的远不止这个处长。一个实权部门的副处长，去了某房企当营销主管，另一个科长，也在最近办了离职手续。
出走的原因无一例外都跟福利没了有关。以前一年到头，陈斌所在系统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动用工资卡的钱：住宿有单位宿舍，吃饭有食堂，每个月还有500元的交通卡，逢年过节发的购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七七八八地加起来能有个五六万，这差不多是他工资的一半，但现在过年连贺卡都不发了。
其实对于这种现象在有些地区还是有的。其实对于这种现象大家应该朝着长远考虑不能只为了当下的利益。国家对于公务员福利进行改革目的也是为了总体群众的利益。有些人如果觉得政策福利暂时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也同时可以考虑购买些商业保险做补充。
养老金公务员养老金并轨改革政策的推行各方的态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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